我看“围观高考作文题”(一)
2016-06-12 15:44
    

我看“围观高考作文题”(一)

杨卫民

今年的高考评卷正在紧张有序、纪律严明地进行着,而评卷场外却是热闹非凡:无论是高中、大学生的同题笔会,还是各路网友高手的段子展销,甚而大学教授、律政先锋借机凑趣,形成“围观高考作文”的空前热潮;虽然围观年年有,今年真不同,国人在“高考作文”中十足狂欢了一把。

看客,在中国,从来是不缺的;看与被看的转化,也是文学的典型形态,笔者自然不具备鲁迅对“看与被看”的深刻洞悉,只能对于二者浅表拙见。

今年被围观最多的作文题是全国一卷和全国三(四川卷),笔者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两题。

全国一卷的漫画题,看似幼稚,其实很考验理解力:在区区四幅图中,包含着纵横两方向的比较,高分的好孩子100分被亲吻、98分被打脸,这是父母过分苛刻;低分的熊孩子55分被打脸、61分被亲吻,是父母鼓励他的进步,乍看无可厚非,其实亦有隐忧。左右两孩子对比起来,则更令人感到不妥,对一贯优秀者求全责备,对落后顽劣者宽容厚待,这算公平么?

聪明的中国网友们当然看出了其中的讽刺意味,于是各种添加语冲上网络:较典型的是高分小孩成了“中国乒乓球”“中国羽毛球”的代言人,惯于包揽金牌,偶有失手,则被舆论打脸、领导责难;低分小孩则成了“中国足球”的代言人,稍有进步,则有众星捧月之荣,无数“么么哒”。

当然,也有借机为自己做广告的,如移动公司标榜自己一贯优秀,数院学生抱怨考试一贯艰深,还有好事者考察两孩头上秃发情况,甚而做出“生发水广告”的……一时间沸反盈天。有人对这样的现象颇感忧虑,认为严肃的高考被这般搞怪,是会干扰教育考试的正常秩序的。

对此,笔者以为着实无须惊诧忧虑。笔者也曾参与语文学科高考命题,深知语文学科是万众皆可置喙之学科,高考作文是万众皆可品评之试题;相信国家考试院的命题专家们早已能安之若素。一题令全民都乐呵的作文题,其实是大家在题中看到了自己身边的现实:何止教育,各行各业在量化指标的严厉管控下,不都有些无奈甚至啼笑皆非的事?一道看似讲述小学生啼笑因缘的作文题,引发的是大众对社会现象的丰富联想,谁能说这道题不好?

当然,教授之流眼光更高。中山大学的一位谢教授则指其为“拉低国民智商”的高考作文题,认为其“意旨简陋”“无非就是不要以分数高低论输赢,拒绝过于功利、严苛的教育方式,或起点低的哪怕进步一点也是进步,起点高的退步一点也会被另眼看待,要辩证看进步与退步的问题”,认为“这是大家都懂的肤浅道理”,认为“数百万青年,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共同探讨的不过是‘分数高低是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毫无思想光彩的话题,这个民族怎么会出思想家?怎么会有独立人格?”

教授还有不少非难之辞,我不想一一罗列,只觉得像极了漫画中那个好孩子脸上的巴掌,打得啪啪作响,有声有色。我只是觉得,或许谢教授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当做鲁迅先生了——对于大多数从小在成绩上被老师家长严格要求而成长起来的学生而言,能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真的那么容易么?

现在大家看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觉得很荒唐,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出了封建专制的桎梏,而鲁迅那一代启蒙者要反思自身所浸淫的文化,说出一句“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需要多么大的智慧与勇气!而我们的学生,要反思自己十几年来所受的教育,何尝不是如此?而这种反思没有意义吗?我不知道谢教授所处的中山大学是否开放到评职称时已经不在乎各种量化指标,倘若是,我只好说,您是置身世外的好事者,压根不懂论文、课题等等各种量化指标对人才的压迫,不懂中国的论文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学术界鄙视的泡沫;倘若不是,倘若您的职称也是在量化指标的衡量中获取,倘若您作为优秀人才也被人求全责备,看着身边的猪队友只要稍有正常表现就被表扬,我想您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浅陋”的思考。

——当我们的成人社会对量化业绩拼命追求之际,一个高考题,希望尚未涉世的孩子反思“唯分数论”,不觉得是对孩子们的高要求么?我们大学的教授们,是否敢于都对评定职称的量化指标说不?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是否都从GDP的排队中转过头,真心去关注环境、关注百姓的幸福感?我们傲娇于自己的高身价的成功人士们,是否都敢于在深夜回想自己曾有的除了金钱以外的理想?

不要以为让孩子们反思“唯分数论”是件易事,因为我们太多成人都浸淫其间,或忍气吞声,或如鱼得水,有几人奋起孤笔一士谔谔、能进行反思声讨?谢教授做过么?

反思“唯分数论”是不易的,因为我们的教育价值,在严酷的竞争面前,真的坚守不易。笔者认为,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上进心与自我提升的能力,是教育中要呵护与培养的,而决不应在简单粗暴的红笔分数中被异化。教育者如若将分数作为唯一法宝,父母如若将分数作为奖惩的唯一依据,受教育者,就很可能终日在分数面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很可能为一个稳进的分数耍尽伎俩,而背离教育的初衷。而这样的价值不易坚守,这样的文章,要做得有破有立,掷地有声,又谈何容易?且让我们这些成人扪心自问:我是在苛责孩子,还是能“肩住黑暗的因袭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幸福的地方去”?

如果这样一个作文题,能帮全社会反思“唯分数论”对教育的异化,深思教育的本然,给孩子们一条开阔而自由的成长之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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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四
2015-11-21 15:06
    

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四

(附例文:《都江堰》《火,一个殉道者》《旷代的忧伤》《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第四讲  文采的道与技

 

 

 

都 江 堰

余秋雨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坝上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理,是消灾,是滋润,是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扬。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2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20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火,一个殉道者

林贤治

火,剽悍而神秘。

世界上许多民族,早在几千年前的孩提时代,便把火当成它们的崇拜的图腾。热爱可以产生崇拜,但恐怖,也未尝不可以产生崇拜的。关于火的神话和传说,总是美丽得令人伤心,而历史则始终是那么严峻。普罗米修斯,所以终年以血肉高加索的鹰,就因为盗取了“天火”的缘故。可是,先知不知道:火,带给人类的竟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打击面大的,有古来的战争,即所谓“兵燹”;小则可以成为一种对付思想者的酷刑!

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战士布鲁诺,就是葬身寸于火的。古人矣。至今挑灯读斯人传,触指犹能感觉纸间逼人的灼热来——火呵火呵

中世纪,在通史的卷帙里不过占薄薄的几十页,实际上却绵亘了数百年。这期间,一切科学、哲学、艺术,都成了神学的婢女,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森凉的可怕的气氛。作为时代的象征物,宗教法庭出现了。这头专事搏噬“异端思想”的巨兽,其活动开始由地方教会进行,尔后便设立了中央集权的教皇异端裁判所。在欧洲,到处布置着眼睛、暗探和伪造者。他们的生存方式,惟靠告发那些据说是抨击教会或对教义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只要一旦成为嫌疑犯,就得接受各种酷刑,直至终身监禁或烧死。后来的宗教改革家迫害异己,一律用的火与剑。他们努力铲除思想不同的人,手段的残酷丝毫不逊于他们的祖宗和兄弟,正统的教廷分子。西班牙学者塞尔维特,就是被新教徒的领袖加尔文亲自下令烧死的。

布鲁诺重复了塞尔维特的结局。对于他,本来是有许多可以脱逃的机会的,但都被他一一抛弃了!我不知道昆虫学家怎样解释飞蛾赴火的现象,可惊异的是,在生物界,不同的生命实体,竟至于追求同一种热烈的死亡!

布鲁诺的道路不是开始时就布满了荆棘。这个诺拉人,18岁就被授予修士的神品,以后逐步升为副助祭、助祭,直至神父的职务。不幸的是迷上了思考。自从在教义里,在传统哲学权威亚里士多德的本本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他变得躁动起来了。地球是世界的中心么?太阳呢?一个太阳还是千万个太阳?……从怀疑的头一天起,他就理所当然地被置于教会和世俗的对立位置上。可怕的悬崖。要不要勒紧缰绳?还是策纵前往?披着神学家的外衣,内心却是皈依真理的英雄激情者——难道这是可能的么?当他决意接过哥白尼的天体学说,去摧毁教士和庸俗哲学家制造的贫乏的天穹时,便立即成了追捕的对象。他逃跑了。

西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拉人前往罗马的道路并不通畅。危机四伏。他不得不做了一件新僧服披上,以期获得一种安全感。他辗转到过许多地方:日内瓦,巴黎,伦敦,布拉格,威尼斯……只要决心放弃危险的思想,他不是不可以选择某个驿站作为一生永久的居所的。由于博学,他曾不只一次被聘为教授。倘使甘于充当神学教义的一名诠释者,谁敢保证他不能成为奥古斯丁的光荣后代呢?可怕的是自我放逐。这个逃亡的修士,流浪的哲学家,不安分的自由思想者,竟公然宣布自己是不属于任何一所学院的“独立院士”!在大学讲坛上,他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使命,继续抨击权威的偏见。他太爱议论了。面对大群的博士方帽,竟也那么咄咄逼人,一点不肯退让;甚至在书籍审查官的眼皮底下,不断出版自己的叛逆性著作!背教者是没有出路的。锒铛入狱,自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面前只有一条道路通往遥远的自由。布鲁诺知道,那就是悔罪!在异端裁判所推事们的面前表示顺从!但是,他没有做到。是的,为了逃出牢笼,他不得不坚持明显的谎话;而只要回到狱中,就决不会像其他犯人一样,对墙上的圣像下跪,祈祷,唱赞美诗,顶礼膜拜。80个月以后,宗教裁判所把重点放在被告的言论和著作上面,从中选择几条肯定无疑的异端论点,定为《八条异端论点》,要他承认,并且表示放弃的决心。否则,将作为“顽抗到底”的异端犯在火刑架上烧死。

布鲁诺的答复将决定他的命运。幸好他承认了。

呵,你不是说过,英勇地死于某个时代,结果却是不死于一切时代么?那么,你为什么要逃避死亡呢?你曾经把你的时代说成是“变节者的时代”,背叛自己难道不是背叛?放弃你所追求,你所创造,你为之生活为之奋斗的东西,难道不是变节?比起那些为了一根肉骨头而愿意出卖一切的可怜的瞎子,你这个变节者是否更坏?……

布鲁诺要求重新给他拿来文具、削笔刀和眼镜。接着,教皇收到了他的一份声明:拒绝承认一切错误!噢,经过多年的磨难,这囚犯居然还有力量反抗!

最后40天!宗教裁判所相当宽容,给了布鲁诺40天时间,让他再三考虑面临的下场。40天!还有40天!只有40天!然而,一切说服工作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机会仍然被他放弃了!

16002月,布鲁诺被正式宣布处以火刑,其一切作品当众焚毁并列人禁书目录。他没有屈服。他站了起来。他朝向审判他的人,神情决绝而严峻地高声说道:

“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宣判更感到恐惧!”

布鲁诺。八年的囚禁日子结束了。所有属于他的日子都结束了。天亮之前,他被换上了异端犯的囚衣。一把特制的铁钳夹住舌头。除了脑袋,舌头自然是人体最重要的部件了。然后是火。火。火。鲜花广场没有鲜花,只有火。铁链。火刑架。一根杆子把耶稣像从远处伸了过来。眼睛闪闪若有雷电。他伸直颈项,立即转过脸去!事实证明,宗教裁判所的裁判无误:布鲁诺,确乎是神的最顽固的敌人。

在中世纪,拿一个人的力量去对抗一个制度化了的庞大的宗教体系,肯定是绝望的。那么,布鲁诺的希望在哪儿?未来?迢遥的未来与一名死囚有什么关系?也许,希望和绝望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所以敢于蔑视熊熊的火刑柱,仅仅是出于内心的使命,内在的激情,对于思想的迷恋。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猎人阿克特翁,因为窥见了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结果遭到女神的报复,在追逐中最后变做了一头鹿。戏剧性在于:猎人反而成了猎物,被自己的猎狗撕成碎块!在这里,真理是狄安娜,被撕成碎块的猎人是布鲁诺。为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结果做出了最彻底的牺牲。追求是执著的,持久的,残酷的,所以是崇高的。最美好的词汇都被诗人用来歌颂坚贞的爱情,我们将用什么语言去歌颂这种比爱情更为崇高的情操呢?

马克思把偷窃“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称作“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死于火刑架的布鲁诺,不也是这样一个圣者和殉道者么?他一样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忠顺奴仆”,却以最深沉的苦难和最坦荡的牺牲,完成了自己的人格。

关于宇宙天体的多元、无限,运动的学说,在今天,已经成为小学生的常识。那么,布鲁诺当时是否值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呢?他是不是过于严肃了一点?不过,倘使从来未曾出现过布鲁诺一样的“太阳的儿子,宇宙的公民”,我们是不是仍然得躲向僧侣的袍角,猜有关世界的哑谜呢?全书的结束语道:“人类是经过火刑架飞向宇宙的。”难道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所谓历史么?

而今,于数百年之外回望中世纪,无论专制、苦难与抗争,毕竟都如古成语说的“隔岸观火”,可堪鉴赏。把笔之顷,夜凉如水;一口清清冽冽的茉莉茶,听一段咿咿呀呀的时代曲,此等情调,去布鲁诺则远矣!

 

旷代的忧伤

林贤治

世界上没有哪一位画家,乍读之下,会使我立刻想起年迈的母亲,行将荒芜的田园,和久别的胼手胝足的兄弟,除了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以锋利无比的雕刀,侵入石板、铜、坚韧的木质,而直抵内心。雕刀之下没有风景。蝴蝶、春天、蔷薇园,都斑斓在别世界。这里则是黑暗的中午,是展开在哑默中的广大的底层:种植饥饿的耕夫,褴褛的织工,失血的妇女,早夭的儿童……人类弱小而纯良的部分,苦难覆盖他们一如绵亘的岁月;反抗的意志,乃在无从察觉的最沉重因而最稳定的处所萌芽。乌黑而深垂的手,纷纷抓起武器,从铁镰木斧直到随处可见的石头,重复着先人猎兽般充满激情的原始动作。在铁栅外面,奴隶们怒吼、欢呼,跳断头台之舞;然而,节日尚未诞生,就已经被勒死在绳圈里了。既然全身光裸的母亲双手高举自己的孩子,作为牺牲奉献给了时代的祭坛,那么孕妇,那位身著袍服的未来的母亲,为什么仍然温静、安详如冬日的稻草垛?

——等待会是有意义的吗?

珂勒惠支一生作了50多幅自画像。这些画像,无言地纠缠着所有受难的妇女的灵魂,正如画家给妇女造像时,着意保留自己的影子一样。她们是如此相似。我看见她们常常交叠双手,抱着前胸,仿佛永远在护卫着怀中的生命;一俟无力与死神争夺,遂以手加额,在极度的疲累和无望中作不屈的沉思。母性博大、慈爱、坚忍、庄严,渴待生命的热情,于她们是上天的赐予,徒劳然而无尽;即使燃着逼人的愤怒,她们的目光,也一样流露着旷代的忧伤。

版画原本是男性艺术。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明显地具有对抗性质:坚定、沉着、富于锋芒。珂勒惠支以天生的大悲悯,容涵这一切,浸润这一切,于是,她的版画制作,通过粗犷而细腻的描线,单纯而丰富的颜色,遂传递出了一种品格,一种气质,一种如暴风雪驰向大旷野般的强烈的凄怆的诗意。

女画家承认,自己的艺术是有目的的;她决心以此在人们普遍彷徨失措和急待援助的时代中发挥作用。显然,艺术的作用被她过分夸大了,实际上,艺术很少有机会进入森严的社会。即如珂勒惠支,虽则没有放弃当一名“律师”的责任,所有作品都服务于“控诉”、“警告”和“呼吁”,倘使法西斯政府如后来所做的那样,把强令退出艺术机构,禁止举办展览等等措施提前实行,那么,什么劳什子版画,都将完结得无声无息。然而,艺术的本体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一个艺术家,即使剥夺了可供他利用的所有的传播媒介,也无法剥夺艺术本身。也即是说,一个艺术家的出版自由可以被剥夺净尽,但是创作自由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在创作的任何一个瞬间,作为艺术家,他已经表达过了。毕竟已经表达过了。

真正伟大的艺术,是以某种具体的艺术媒介,对人类苦难所作的最富于个人特质的强大的反应与深刻的诠释;即使这苦难牵涉到了生命的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部分,也仍然同人类当下的存在密切相关。珂勒惠支的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她以一位母亲的无限阔大的襟怀,遮没了美术史上所有的男性画家。

巨人米开朗基罗,他的痛苦与狂欢也许永远无人知晓,但是,光华灿烂的绘画天才,毕竟为教堂和陵墓而照耀;垂死的奴隶石雕,不过小小的缀饰而已。可怜的提香,一生绘画都献给了王公贵族。而那些阔人,据传对他也很敬重,弄到尊贵的查理五大帝居然亲自为他捡拾画笔。于是,冈布里奇便得意洋洋说是“艺术的一个胜利”。到底谁是胜利者呢?雷诺阿的浴女是有名的。然而,漂亮而已。在画布上,她们与洁白的细颈瓶、花束、红苹果一类毫无二致。高更老远跑到塔希提岛,出于对文明的厌憎,一打—打地画了许许多多半裸的女人。其实,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一些富于水分的热带植物更合适些。凡高用旋转的笔触把一切画成自我,唯吃土豆的人一如土豆,安静而淳朴,而人却遁逸了。视觉艺术一旦把象征性背景撤离视野,人也就不成其为人。蒙娜丽莎的微笑,一半像上帝,一半像魔鬼,美在什么地方呢?仅在于猜不透的诡秘么?所谓美,乃是世界上最没有分量的东西;它纯然是一种快感,而快感是不负责任的。米勒恐怕是第一个赞美农人的画家了,遗憾的是,他笔下的兄弟没有惊恐,没有愤懑,没有悲痛神色;一个个全是那么高贵、肃穆、虔诚、顺从!

谁像珂勒惠支呢?

看看本世纪最著名最富有的画家毕加索吧。他的大多数作品画的都是女性,男性少得惊人。关于这点,与珂勒惠支颇相类似。可是,毕加索的女性只是在性关系的基础上对人体所作的幻想与拼凑,是纯粹的性角色。珂勒惠支也写性。她的《农民战争》组画之二,画的一个裸女,仰卧在地有如静物;然而,另一批静物如狼藉的花草,包括凡高未尝画过的葵花,都在暗示:此间并不平静。可以断定,裸女曾经有力地挣扎过,动弹过。由是,我们便进一步窥见了画板的隐面,裸女之外的系列的人们。可以说,珂勒惠支雕刀下的形体,都不是单个的存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人的生活,构成为复合的处延的成分。——大约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内涵罢?毕加索自离开西班牙之日起,就被一群女人、猴子和马屁精所包围,以致完完全全失去了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正常的感受能力。他是一个天性聪颖的顽童,追逐刺激、新奇、满足而又永远无法满足的浪游者,他活在性欲、虚荣心和一个接一个恶作剧般的胡乱涂抹的行为之中。立体主义的发明,便是题材匮乏和激情枯竭的明证。悲剧无法进入他的作品。一个对政治社会不感兴趣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然而,艺术家的品格注定是悲剧性的。是人类的普遍受难使艺术家的产生成为必要和可能;倘使状况已经改善,海晏河清,光天丽日,那时艺术家大约也就可以沉默了。

真正的艺术家,心目中是没有“艺术”的,唯有人世间的苦难而已。珂勒惠支曾经作过一次罗马之行,可是古典的完美的废物对她并不生什么影响,因为她始终在注视现实中的缺陷和污秽。其时,现代派的抽象艺术早已流行,而她,竟也浑然无觉;对远离生命实体的新生的东西,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迟钝和淡漠。她总是一个人,固执地默默地走着写实的道路。作为苦难的承担者,珂勒惠支是孤独的,所以是强壮的。

法西斯当局所以迫害珂勒惠支及其版画,就因为充分地意识到了她的艺术力量。无论如何,那样一批摧残艺术的党徒和警棍,是颇懂得她的艺术力量的。相比之下,自诩为艺术美的创造者和批评家倒是一群呆鸟。他们普遍传染上了一种专业性疾患,开口闭口动辄光、色、刀法,煞有介事地做着所谓艺术分析,其实是对艺术的最精致最残忍的肢解,乃至不惜抛弃整体,艺术中的人格与精神。

珂勒惠支的伟大地位,无疑地遭到了压制和贬损。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上总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林贤治

  2008830日,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辞世。

  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犹如报道一艘巨轮在伏尔加河突然沉没。在莫斯科,前往吊唁的民众并不算多,且多为中老年人;不过,政府当局是重视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都出席了葬礼。在俄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位知识分子作家,能像今天的索尔仁尼琴这样享受国葬般的待遇。

  

  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最早的汉译本,当是作家出版社19632月出版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1964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属“黄皮书”一类。三卷本《古拉格群岛》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当时,版权页上一例清清楚楚印有“内部发行”的字样;前年重版,版权页仍然注明:“内部发行”。

  《古拉格群岛》全书结构宏大、厚实、沉重,而且真实得可怕,堪称一座献给时代全体受难者和受害者的纪念碑。1945年间,索尔仁尼琴因在通信中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结果在前线被捕,度过长达八年的劳改生涯。据他所述,《古拉格群岛》的资料来源,除了个人的劳改营经历以外,还包括了二百二十七人的口述、记忆和书信在内。从卑琐的日常生活到繁博的图书学上的依据,索尔仁尼琴在书中展开苏联境内劳改营、监狱和边地历时四十年的奴隶苦役的全景。他不但记录了苦役犯肉身劳作、经受各种折磨直到被彻底消灭的实况,而且描画了众多灵魂在压力和苦难中遭到严重扭曲的情形;不但揭开了高墙铁网下的秘密,而且因为国安部的全面控制,纵横密布的“下水管道”的相关性,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广大层面。在似曾相识的叙述中,他让我们看到,恐惧是如何使背叛、告密和说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无论在劳改营,还是在机关、学校和家庭,无论是犯人还是“自由人”,都逃不过同一命运的惩罚。“古拉格”是苏联国安部辖下“劳改营管理总局”俄文字母的拼音缩写,但从此,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一个代表,一种象征,正如奥威尔《1984》中的“老大哥”一样。

  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演说中,他说:“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他又在回忆录中坦承道:“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可以说,正是说真话,构成为他的著作的全部重量。

  在正常社会中,讲真话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警察国家里则首先是一个勇气问题。索尔仁尼琴是有勇气的。他的“讲真话”,便迥乎不同于别样的作家,仅限于忆述禁锢时代与私人问题相关的某些具体的行为、对话、场景,根本不想去触及社会制度的真实的本质。而索尔仁尼琴,他集中加以暴露的,惟是苏联社会中“非人的残暴统治”,大量的反人权、反自由、反人类的现象,种种暴力与谎话,与现代极权制度的核心部分密切相关的事实。他讲的真话,涉及国家犯罪,最高统治集团犯罪;惟是这种合法性犯罪,才有可能导致罪恶的扩大化。所谓“真话”,除了真诚,就是真实和真理。真理是不承认任何权力与权威的,这样,说真话本身便意味着一种堂吉德式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不存在风险性的真话,是没有社会价值的。

  《古拉格群岛》有一个情节,写高尔基的索洛维茨岛之行。索洛维茨岛是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在这里,犯人受到非人的虐待,冻死、炸死、烧死是常有的事,还曾发生多起逃亡事件。逃犯在国外著书揭露岛上种种劣迹,当然这是有损于苏联形象的诽谤了。政府当局让刚刚回国的高尔基上岛考察,目的是利用他的证词,对那些攻击性言论进行驳斥。海燕来了!岛上的所有犯人简直像期待大赦般地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他们以为他可以坚持正义,可以管教一下管理者,让他们肆虐的行为有所收敛,可是,怎样也意想不到他会顺从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意志,以至无视他们的存在。在儿童教养院,一个14岁的男孩子花了一个半钟,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他。他听了,老泪纵横,一副悲愤的样子;等到他登船离岸,男孩子就被枪毙了。然而,这位文坛领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是无需为这些负责的。他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然后发表文章,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群岛头一项大工程是开凿沟通白海和波罗的海的白波运河,这项工程,是由斯大林亲自下令安全部头子雅戈达执行的。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需要的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搞一项由犯人施工的大工程,它将吞噬许多劳力和生命,具有毒气杀人室的可靠性,但比它便宜,同时又可以留下一座属于他的朝代的金字塔式的宏伟的纪念碑。”运河于1931年冬开工,至1933年夏竣工,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死掉了三十万人。是年8月,一百二十名作家集体游览了运河,事后由三十六人组成写作组,在高尔基的领导下,赶制了一部《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这部集体撰写的历史著作,居然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宣称:运河施工没有死一个人!

  即使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营救过不少作家和知识分子,然而如此的粉饰太平,也是不可以原谅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为什么会给斯大林唱起肉麻的颂歌来的呢?索尔仁尼琴用了最低下的动机——物质欲——进行解释。他认为,高尔基为了获得更大的声誉和金钱,就必须坐定全国作家协会的头一把交椅,接受一切附带条件,自愿充当斯大林和雅戈达的俘虏。

  政治高压可以培养忠顺的奴才,也可以造就反抗的奴隶。迫害的绝对性,使人于无路可走之际不得不面对自我,依赖自我而无须怯懦。除了《古拉格群岛》之外,索尔仁尼琴有影响的作品包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等,都属于“劳改营文学”。他与高尔基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逆风而行。

  在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这是冷战的产物,于是用意识形态的大棒扼杀作家应有的道德良知,甚至因此否定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学,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用内心体验的语言建构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但广阔而精细地描述了人间底层的监狱生活,人类最深重的灾难,而且对于暴政下的灾难,迄今还没有一个作家像他这样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和痛苦。然而,他并不曾因此而对人类失去信心,他还让我们看到,在那些濒临绝境的人们身上,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充满爱欲、悲悯与柔情。

  在极端的年代里,索尔仁尼琴创造了一种苦难美学。

  

  坚持与政府作对的立场,肯定吃不到好果子,只好到处碰壁,直到被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为止。

  索尔仁尼琴不是不知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上宪法的谎言,但是,事关无可数计的被害者和死难者的集体记忆压迫着他,使他无法靠说谎过日子,安然享受一个公民的被赐予的“自由”。他最反感于一种所谓“不要翻旧账”的论调,而把个人写作看作是对有意或无意的遗忘的抵制;他认为,写作必须忠实于记忆,何况这些记忆中的事实并没有成为过去,作为现实的连体,仍直接威胁着人们当下的生存。这个明确而坚定的写作观念,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有别于几乎所有登场扮相于官方出版物的文学的特异的品质。

  因为政府是惯于说谎的,所以“说真话”的行为本身是反政府的。这样的作品,在现行出版制度中根本无法出版。中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所以能够发表,是因为这样的“受迫害的文学”与当时的“非斯大林化”的形势正相契合,得到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特别批准的缘故。仅此一篇,几年后也遭到了公开批判。他开始躲避克格勃,躲避熟人和朋友,甚至躲避编辑,寻找偏僻的地方写作,把写好的手稿卷成筒状塞进空瓶埋进菜地里,或拍成微缩胶卷藏进书籍的封皮内,或分成多件交朋友保存,以至转移到国外。他说过,《古拉格群岛》的书稿,就从来不曾集中在一个地方存放过。他自称是“地下作家”,他不能不藏匿自己。即使如此,仍然逃不过克格勃的眼睛。

  《第一圈》被抄走了。其他一些手稿也被抄走了。他想到随时可能被捕,压抑、痛苦抓攫着他,这个顽强的汉子还曾一度想到自杀。幸而劳改营生活磨炼了他,使他终于从内心的黑暗中走了出来:

  

  我在流放地受到教育,并且留下了永恒的印记。当我决定重要的生活方面的问题时,我首先是谛听我流放的同志们的声音。一些人已经亡故,死于疾病或者被处决。我忠诚地倾听,看他们处在我的地位该如何去做……

  ……这一生我感受到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腿来,我是由被迫缄默到逐步自由地说话的。

  

  记忆拯救了他,地狱底层的生活拯救了他。他从地下来到了地面。

  他给作协发出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审查制”,“保障作协会员免受污蔑与非法迫害”;接着,他参加了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再接着,提出他的政治纲领,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当然清楚地知道,他的公开的叛逆性行为会招致什么后果,可是,他确实不堪忍受如此接连不断的沉重的迫害了。他要做一个人,而不是永远的囚犯!他要把自由夺回来!把一个人的尊严夺回来!他在公开信里说:“人类之不同于动物界是因为人类有思想和语言。思想和语言自然应当是自由的。如果对思想和语言加以禁锢,我们就要蜕化为动物。”

  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的思想和语言,如果每个人都能成为人,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如何可能维持呢?

  就在索尔仁尼琴为自由、人权和社会正义加紧斗争的时候,当局出手了。他们根本不能容忍一个为国家所掌控的小小作家可以擅自把作品拿到国外出版,可以轻易地跑到斯德哥尔摩领取大笔奖金,可以自恃一文不值的文学才华对政府说三道四;在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协,并迫使他放弃领取诺贝尔奖金之后,紧跟着,就像驱逐一条狗一样地把他驱逐出国。

  真正的英雄,正在于与绝境相抗争,所谓“困兽犹斗”,而不在凯旋的辉煌时刻。出国,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也不妨说,至此他已然达至人生的顶点。

  

  一旦远离俄罗斯,索尔仁尼琴便失去了大地,犹如巨人安泰一样无能为力。他失去了对手,失却固有的压力,这就使得一个勇士的精神处于失重的、混沌的、悬空的状态。一个人,当他丧失自由时,自由感可以变得更强烈;而在获得自由之后,对自由的焦渴自然缓解,原先敏锐的感觉也便随之钝化了。可以设想,有的人是为苦难而生的——虽然这个说法有点残酷;事实上,具有苦难气质的人适宜在忧患中生活,来到平安的环境,反而会因精神的过分松弛而瘫痪。

  索尔仁尼琴在国内禁止发表的作品,全部都在西方面世;在国内被驱逐出来,是西方接纳了他。当他来到美国,并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之后,却立刻把矛头从苏联极权社会那里掉转过来,直指美国和西方。

  不是说西方不可以批评,知识分子由来便是说“不”的人,问题是,为什么批评?用什么样的尺度批评?索尔仁尼琴否认自己是侨民、流亡者,坚持认为今天人类历史的关键惟是俄罗斯。他有大俄罗斯情结,是典型的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像古代的圣愚一样,强调俄罗斯民族自身的传统,强调“东方精神”,批评西方文化是堕落文化,宣布西方民主陷入严重危机,美国即代表了“荒唐胡闹的民主制度”,又说西方的现代技术是“虚伪的神道”,是“罪恶之源”,西方流行音乐是“铁蹄下渗进去的污水”,等等。他断言:“人的性格在西方被弱化了,而在东方得到了强化。我们经历了精神上的锻炼,这种锻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强得多。”为了取得一种对西方的优越感,他不惜省略了整个国家为此“锻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总之,他整个地否定西方经验,否定英法革命的政治遗产,否定近世的普适价值。桑塔格批评美国本土,其激烈程度并不稍逊于索尔仁尼琴,但是当说到索尔仁尼琴时,她的评价是:“他对西方一无所知。”

  别尔嘉耶夫多次说到俄罗斯精神的矛盾性。发生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社会中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斗争,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的民族精神的内在矛盾的体现。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说:“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总是这样:要么狂热地否定整个俄罗斯,完全摒弃家园和故土;要么狂热地肯定整个俄罗斯的特权地位,而这时,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就都属于低等民族。”他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样优秀的人物也同样缺乏一种“坚定性”,缺乏完全成熟的、独立的民族意识,在他身上感觉到的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病态”。说到“爱国”的病态,索尔仁尼琴当然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严重得多。

  作为一个坚定的“俄国人”,索尔仁尼琴一直隐居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据说有着俄罗斯风光的小镇里。他曾一度应邀做过一些反西方的演讲,在遭到普遍的拒绝之后,便息影于公共空间,埋头从事《红轮》——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俄国和苏联历史的著作——的写作。1991年,苏联解体。1994年,索尔仁尼琴终于应总统叶利钦之请返回了久违的俄罗斯。

  

  从美国搭机飞抵海参威,然后坐进英国广播公司为他包租的车厢,横穿西伯利亚,经过七周的时间才回到莫斯科。被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索尔仁尼琴所以选择这条独特的返回路线,据说是为了更直接地接触苦难中的人民。然而,比起去国时,索尔仁尼琴的身份已经从一名作家晋升为政治文化明星了,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大有“衣锦还乡”之。在给他单独加挂的车厢里,配有专门的厨师和侍者,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制组如影随形,摄像头忙个不停。所到之处,人潮汹涌,鲜花如云。官方出动大批警察保护他的安全,一如保护国家首脑,待遇是很特殊的。

  索尔仁尼琴自我感觉好极了。他要充当先知,精神领袖,据统计,当时有48%的人愿意选他为总统。他到处访问,发表演说,接见记者,做电视节目。头一年,他在电视上露面的频率在国内名人中位居榜首。

  然而,很快地,俄罗斯社会对他不感兴趣,尤其在知识界。大概这同他发表的政见陈旧、保守、毫无新意有关。

  他推崇宗教、国土、俄罗斯祖国三位一体,反西方的观点是一贯的。对于苏联解体,他多次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西方阴谋”,是向西方、尤其在美国面前“下跪”的结果。他大谈“爱国”,就是爱“大俄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在国会演讲时,他宣扬的就是“大俄国”的观念: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者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所以要保护俄罗斯在这些国土上的利益,包括俄国文化和语言。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对国家权力的轻率放弃”,批评叶利钦“支持分离主义”,“使苏联分崩离析——这让苏联人长期奋斗形成的历史功绩荡然无存,使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急剧下降,而这一切都令西方国家叫好”。1998年,在他八十大寿时,断然拒绝接受叶利钦颁授的圣安德列勋章。

  但是,这个行动并不表明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性。2000年和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两次登门拜访,至2007年颁给他国家荣誉奖章,他都欣然接受了。他所以接受普京,就因为普京在反西方化、中央集权以及重建神圣俄罗斯等方面,与他的政治观念相契合。虽然他曾长期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主角”地位,但是又同时强调“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他承认“国家理念”是一个不明晰的概念,但是又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统一的思想”。在会见普京的时候,他表示说,现在赋予市政机关越来越大的权力,他是一直支持的。他驳斥西方对普京“专制”、“反民主”的指责,以及关于“俄罗斯的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说法,认为“目前新闻传播基本上是自由的”,“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云云,使用的是卫道者的语言。他极力为普京辩护,赞赏普京“提出了正确的目标:强大的俄罗斯,加强俄罗斯的统一”。

  俄罗斯知识分子由来反对国家组织,别尔嘉耶夫总结说,他们“像害怕污秽一样害怕政权”;但是,在民族问题上,却普遍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十九世纪俄国政府在东亚细亚,高加索等地区的扩张战争,他们是不关心的;对于波兰尝试脱俄独立的行动,他们基本上持敌视态度,连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不如此。苏联在意识形态及社会实践方面,延续了沙皇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和排外的历史。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即使诅咒极权主义,也仍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在权威,维护他们的伟大的祖国。

  这种双重信仰,显然保护了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使现存制度中的反民主倾向也因有了合法性的精神外衣,而得以顺利地扩展。在复活俄罗斯主义的统一行动中,东正教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东正教一直宣扬服从国家,以此加强专制统治及自身的世俗权力;它构成了爱国、团结、稳定、和谐,作为俄罗斯特性的重要部分。索尔仁尼琴是不承认苏联历史与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有任何联系的人,所以说,他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当然继承者,正如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正教徒”一样。

  他说,他花了五十年时间研究苏联的革命历史,若是简要地概括造成“灾难性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忘记了神”。一个挑战神坛、毁坏神像的人,以同样的双手制造神像,包括神化自己。在俄罗斯历史上,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鲜见。

  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当年的盟友萨哈罗夫早就指出,索尔仁尼琴身上有一股权力主义气味,说他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完全从半官方宣传武库里出来”的东西,带有冷战时期进行的那种“臭名昭著的军事爱国主义说教”的味道;甚至暗示说,他突出地宣传斯拉夫文化优越论,与斯大林的做法遥相呼应,值得警惕。同样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麦德维杰夫也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优越论,认为如果推行的话,将有蜕化为专制神权国家的危险。

  索尔仁尼琴一生的戏剧性的结束,是由普京和他携手谢幕来完成的。从劳改犯、“地下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到“国宝”级人物,我们意想不到一个知识分子角色会作出这样的转换,索尔仁尼琴本人也当始料未及的。然而,这一切回头看起来又是如此自然。

  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自由知识分子,或可称为反抗知识分子。如果去除了反抗,去除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去除了自由选择,而仅使个人性从属于权力关系,自我约束以适应于现存秩序的逻辑,那么,自由将从知识分子身上自行剥离开来,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对于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有一个评价说:“在我看来,尽管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存在某些错误,但是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仍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这个评价是包容的,有所侧重的,到底可接受的。在反抗暴政方面,索尔仁尼琴确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而且直到最后,仍然坚持调查当年专制的罪恶,像德国清算纳粹一样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但是,无庸讳言,他的错误也是致命的。应当看到,无论对于文学世界还是整个社会,索尔仁尼琴的贡献都是伟大的。他的人道主义,他的权力主义,他的光辉,他的阴影,给予我们的都一样多,一样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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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三
2015-11-13 18:52
    

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三

(附例文:《成圣又如何》《新闻人的良心》《知止》)

第三讲  

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成圣又如何

刘瑜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落伍)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我也禁不住喜爱曾。在读张宏杰之前,我对曾国藩的全部知识只是:这是一个勤奋奔波于全国各大地摊、给各界小爬虫带去希望的成功学专家。如果有幸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为题去各大高校巡回演讲。但是读张宏杰的书,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谦虚谨慎的老头儿: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世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说得真好。

我还喜爱他的诚实。面对如雷贯耳的史书,他有如孩子面对皇帝的新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我们知道,诚实,尤其是面对权威保持诚实,是需要勇气的。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是坚守原则。当大官,从京城翰林当到直隶总督,他不肯收礼。搬家的时候,有知府给他送去家居用品,他只收下七张草席。又有军官给带去16包大礼,他只收一顶小帽子。到最后,堂堂直隶总督,连家里喝点黄酒,都要上街去打: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仔细想想,这事不容易做到。良知就没有打瞌睡的时候吗?婉拒一天两天容易,婉拒一辈子难;自己婉拒容易,家里的妻儿老小、门房巡捕都婉拒难。一辈子能做到这个份上,曾国藩起码可以追认为共产党员。

据说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做日课。什么叫日课呢?就是成天跟自己过不去。参加饭局耽误了读书,检讨;看见漂亮女人多瞧了两眼,检讨;说话急躁跟人吵架,检讨;言辞虚伪言不由衷,检讨……“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看来,罪感和忏悔意识并不一定需要上帝的指引,只需要一颗永不停歇追求成圣的心。这样说来,一百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了曾国藩,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自虐,我是说,自我鞭策,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成圣与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圣人们治理国家吗?还是,我们只需要一群正常人和一个好的制度而已?成圣是儒家这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但终究只是一个盒子里的最高境界。西人说:Think outside the box(创造性地去思考)。.

在张宏杰的笔下,曾国藩成了一个学习型人才。

今天看来,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虽然曾国藩做了一辈子的日课,今天为少读一本书、明天为多参加一个饭局而痛心疾首,他有没有为命丧湘军的成千上万人而痛心疾首过呢?我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月光之夜,他站在江南水军战船的船头,面对对面的太平军,突然到这一层:老子在这里杀来杀去,有啥意思呢?其实那边也都是些穷困潦倒的老百姓,比紫禁城里那位少爷无辜多了,不如划船过去,一起划拳喝酒?儒家的士大夫里,以成圣为毕生追求的岂止曾国藩。从前,有一位大儒,他叫方孝孺。后来,他死了。从前,又有一位大儒,他叫海瑞。后来,他也死了。他们都死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永垂不朽。但是,扫兴的西人又说了:我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但是士大夫们肯定自己是对的。岂止是对的,完全就是大义凛然的。他们愤恨玩物丧志,却没有想过,沉迷于玩也可以丧。他们用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牢笼,这个牢笼不仅仅把民众,更把自己,甚至把皇帝都给装了进去。当年贪玩的正德皇帝想去南方,他们不肯。几百个官员跪在午门外哭天抢地,就是为了阻止一个少年出门旅行。这大义凛然,毛主席讲话了,叫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还只是追求成圣的良性后果,更多人在成圣的压力下成了贪官。也是,你给人家工资发的是一年二百两,但是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炭敬别敬节敬冰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够用,潜规则来替补。所以,与其对人性有过高的期待追求成圣,不如放低期待,承认人的局限性:同样是自私自利,公开透明地自私自利至少比把人逼到黑箱里自私自利要好,因为前者至少可以朝规范和管制开放。这才比较接近科学发展观

当然,就像一个人不能拎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离地面,四书五经里泡大的曾国藩也不大可能“think outside the box”。思想资源决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决定游戏规则。英国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与曾国藩年龄相仿,他们在中西方走过了同一个时代,当密尔写下今天这个时代,自主思考、独立行动就是造福你的种族时,曾国藩却在悲观地哀叹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在一个冲下悬崖的汽车里,再好的司机也无力回天。正是因此,到晚年,曾国藩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一想到在那样无望的时代,曾国藩还奋发图强,对他的钦佩不禁如滔滔江水。转而又想到,即使是以他的奋发图强,也只能哀叹天命之不可违,却从未抬头观望天窗外的璀璨星空,又觉得个人面对历史,还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新闻人的良知(节选)

梁文道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南方周末》20071123

 

张继高

    年幼时,父亲不止一次以“知止”二字相训诲。当时觉得这两个字既玄又深,自不明其所以。有一年中秋,家乡俚亲送来了两篓上好的白石榴,香甜多汁,不禁吃个不停,夜晚腹泻,父亲秉机会行教育之义说:这也是不懂得吃东西也应该“知止”之故也。

    及至中年,每读名人传记,或观察时人成败升沉、名誉美恶,其肇因于不谙“知止”之道者,可说比比皆是。一个人理应知道他自社会上取得的最大限度是多少。超过这个限度,命运便会报复他。问题是这个“限度”并没有科学的计算方法,也没有客观的标准。能够估量得恰好的人,全凭他的自知与自省的功夫有多深,外加上一二诤友的适时谏阻。

    困难的是,“知止”对于已揽大权、已赚大钱的人特别地听不进。像王安石,其能力政见可说卓绝一代,然而他做事太急、太贪,总想一下子就“全面”改革。他先设三条司(等于财政部),又立青苗法,漕运单位,都派他的新人来负责。在军事上,省兵置将,全由他安排。保甲保马之法,扩充太学生员,规定一律读他的《三经通义》,能抓的权,可说全抓到了。在宋神宗的宠信之下,军经大计,握于一手一身。今天想来,就算你行,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好干部呢?如果把恃权扩充地盘所建立的庞大格局委诸非人,不特积怨遭嫉,也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功业。更糟的是,熙宁七年他虽不支退位,但次年再相,九年再辞结果当然更不理想。其不懂知止之道者,可谓极矣。

    由王安石想到乔治·华盛顿,就觉得华盛顿高明。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在历史上是一次大战,但在华盛顿手下所指挥过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今天的一个师。等到战争结束,他仿效古罗马英雄辛辛纳杜斯的风格,决心回到老家种田。他说:“我毕生最大的兴趣在农作。”公元前四五八年,米纳丘斯率兵攻入罗马,辛辛纳杜斯被请入城领兵抗敌。十五天苦战,终获胜利。仗一打完,他马上又回到乡下种田,其“知止”功夫可说已到了家。

    我对培根的散文百读不厌,他在《谈高位》的一篇中说:

    “升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费了很大的劲,一级级往上爬。结果地位愈高,愈是痛苦,而且有时还是很卑鄙的。人们用不尊严的手段爬到尊严的地位,结果是怎样呢?他们的地位是岌岌不保的。说垮便会垮下来,不然也会慢慢减色,渐渐地被淘汰……”

    培根还有一句讽刺不懂得“知止”的人的话:

    “大人物必须仰仗别人的态度,才会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当他们熬到别人尊敬他们、羡慕他们、向往他们的高位时,才会感到快乐。在他们自己的内心里;并找不出真正快乐的感情来……因而,地位高的人虽然很难发现自己的错误,却最容易发现自己的悲哀。”

    我有些近十年来在商界曾经呼风唤雨过的朋友,如今不少已潜逃海外,身败名裂,或者正在苟延挣扎之中。其中一二位在他们自己正拥有招待所,一年换车两次,夜夜逐酒征歌,且不久就又成立一家新公司,结纳权宦,炒地皮卖军火,或挥金竞选民代的时候,我就曾婉劝他们适可而止、相机打住。可惜他们听不进去。

    一个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自社会上取得多少才是适当的。“钱”、“权”都是如此。如果在暮年要想活得安适,培养一点一得之乐式的精神生活也是很必要的。在一个高度进步而民主的社会中,人的观念有法律、道德和知识来随时制衡,自然会产生一些“知止”的想法。今天在我们台湾,周边的现象这样复杂,如此地没有章法,要谙“知止”之道,只有靠自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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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二
2015-11-09 14:21
    

博主按:应高三同学要求,将近期“名师讲坛”PPT截图与部分例文上载于此——

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二

(附例文:《特立独行本无过》)

第二讲 谋篇与构思

 

 

例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70分)

有一种鸥鸟,常数万只聚在一起飞行,而它们飞行的步调惊人地一致,好像有一个总指挥在指挥着它们。其实,每只鸥鸟是通过观察身边七只鸥鸟行动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飞行姿态,以便与身边七只鸥鸟的飞行保持一致的。

上面的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感悟或联想?请就此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特立独行本无过

鸥鸟整齐划一的步调是如何实现的?原来并非自上而下的指挥,却是每个个体对周围同类的“自觉看齐”而致。这或许就是集体主义在群居动物中的生物学机制吧!这样的集体性,对于鸥鸟当然是有益处的,它使每个个体在迁徙中的体能得以节约,也可能阻扰天敌的侵害,保护了种群的繁衍发展,那么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呢?

每个人自发的从众心理,并据此形成集体主义观念,其益处也自是鲜明:在生存斗争、生产合作过程中,集体主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便在于每个人都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也该有自由自主的精神,于是原始的自发的从众意识与独立自主的精神之间,常常引发冲突,令人不得不慎思何去何从。

理性觉醒之前的人群对“异端”“谬种”的排挤与迫害,曾经是那么“天经地义”:

中世纪的宗教迫害,是欧洲理性主义确立之前的“常态”,信众只知信靠教会,而与教会意见相左者,便受信众唾弃,被施以各种酷刑;在古代中国,屈原坚持自己“明君贤臣”的美政理想,触及了楚国贵族阶层的世袭利益,因而屡遭放逐,只得悲叹“世间皆浊我独清”葬身大江;直至近代华夏,如林嫂一般的“谬种”,在集体无意识的围攻下,死得如草芥……太多鲜活的生命甚至卓越的思想,被“集体”所不容。

幸而无论东西方,都不乏对集体意识的反思者:法国有勒庞研究“乌合之众”的社会心理,指出人类群体行为的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警示人类认识其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远有庄子、杨朱,中有李贽,近有鲁迅,以入木三分的笔触阐述自主自觉的个体生命应有的价值与应受的尊重。

尤其可敬的,是不惧被集体边缘化,也要坚持自己独立的实践与思考的那些人中之“鸷”。在全国各地大跃进亩产“放卫星”的热浪包围中,彭德怀元帅秉持一颗“为人民求真理”的赤子之心,在自家的园子里精耕细作做试验,到基层农村去做调查,在党的会议上戳破亩产神话。在众人的狂热中,他的冷静是那么“不协调”,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整个群体的迫害,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样的人中之“鸷”恰是人类最可贵的财富。正如在二战中正直的日耳曼人反对屠杀犹太人,也正如当今同情巴勒斯坦人命运的以色列记者,他们遭受着自身所处的民族情绪的排挤,却依然奔赴自己认定的道义。

可见,特立独行本无过。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比整齐划一更重要的价值,显然是独立自由之思想精神,尊重它,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社会这列高速列车的运行速率,但它却能极大地避免人类重蹈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为飞驶的时代列车,安装上较为有效的刹车机制。这其实也是真正有利于集体的机制。

在许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讴歌集体步调一致的美,但万万不可因此埋葬了人之为人最值得骄傲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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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一
2015-11-09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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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届高三语文 写作升格指导一

(附例文:《欺骗的“胜利”》《将心比心》)

第一讲  审题与立意

 

 

 

 

 

 

欺骗的“胜利”48+19

高三1 余毅锟

有个小男孩生日时收到了一面小鼓,他很喜欢,不停敲打,吵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大人们的训斥更是适得其反。直至有个叔叔诱使他看看鼓里面有什么。从此,鼓声不再。

毫无疑问,小男孩打开了鼓就装不回来了,这位叔叔的话收获了奇效。但这却是欺骗的“胜利”,小男孩失去了一面鼓,或许还失去了一份童真、一份信任。这并非你死我活的战场,只是每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动用这般手段对付小孩,未免太过了。诚然,小男孩有错,但以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错误,真可谓“错上加错”。这欺骗的“胜利”滋味太苦涩。

欺骗的“胜利”是种道义上的失败。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同样的,建立在不义之举基础上的“胜利”亦如浮云般飘渺无形,与人无益。本色集团的吴英通过欺骗手段非法集资,攫取大量财富,香车宝马,风头一时无双。但此欺骗之胜怎能逍遥法外?最终,正义作出了惩罚,她将于囹圄中度过余生。这样的悲剧不仅发生在商界,政界的权谋骗术也一样下场可悲。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人民拥戴,号称“民族英雄”。但后来他利用职权谋一己私利的做法令埃及人民深感受伤,曾经依靠欺骗人民塑造的光辉形象也随着他的锒铛入狱而化作飞灰。他曾靠“民族大义”功成名就,却因人格之不义而身败名裂。缺少道义的支持,欺骗的“胜利”自是不当取,不可取。

欺骗的“胜利”或可维系一时,但无法持续一世。世间万物常常随时间的流逝而去伪存真。欺骗的伪装终有风化的一天。三鹿、双汇皆曾为国内一流大品牌,但他们用毒奶粉、瘦肉精火腿肠赢得了一时的利润,却输掉了消费者的信任。靠欺骗消费者获得的“胜利”终究坑了他们自己。相反,如北京同仁堂这样的真正中华老字号屹立数百年而不倒,享誉海内外,是依赖真、依赖诚,绝非欺人之勾当。所以,与其求取那短暂的“胜利”,何不用真心诚意打下坚实的基础呢?

当然,人世间还有“善意的谎言”,其目的不为谋己,而为世间多一份美善。名作《麦琪的礼物》中夫妇二人之隐瞒,就是心中真爱的表现。对于此类善意之欺,我们亦心存敬意。

无可否认,欺骗他人以谋一己之利在当下屡见不鲜,但切勿将庸常当标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那种欺骗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

将心比心

高二(?)班 陈仪宁

生活当中,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与两难,甚至偶尔还会引发冲突和对立。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而解决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不乏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手段。然而,其中也有条弯路,但在我看来则更为“保全”:将心比心。

有个小男孩他很喜欢敲一个小鼓,吵得邻居受不了,于是他们很生气地向小男孩抱怨甚至训斥,然而如果他们将心比心,回头想想自己的童年,换个角度想想小男孩的快乐,是否就能理解这样的噪声?用这样的理解来代替气愤,好好地与小男孩商量,说不定小男孩也会将心比心理解大人的不容易。

如果在解决问题之前,大家都能冷静自己,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多着想些,那么化干戈为玉帛可如囊中取物了吧。

其实,将心比心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就被许多中华儿女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曹操以少胜多于官渡打败袁绍,事后查获许多曹营人士写给袁绍的密信,然而他却阅而一炬烧毁,并说此战实力悬殊,若自己为臣向来也会如此,于是他的将心比心为他换来臣子的赤胆忠心;毕淑敏用手推门时双手提物,姑娘将心比心为她留着拉开的门,化解了当时毕女士的尴尬;周总理在大国会议上将心比心,用“求同存异”的方针赢来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赞许……将心比心,成就了这些本是争端的佳话。

其实那个小男孩的故事并没有完,后来有个叔叔让这个小男孩打开鼓看看鼓中有何物。于是,这个鼓就被剪开——再也不能用了。看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有人佩服此人之高招,然而我却想对他报以更大的鄙夷。我扪心自问,若我是小男孩,在别人的哄骗之下自己亲手拆毁小鼓,事后该有多么的悔恨与伤心!而你大人,都知道的。

所以,在解决问题之时,大家何苦相逼甚紧!将心比心,少一份要置他人与伤心境地的用心,用一份为他人着想的赤诚。毕竟,若叔叔用一份更好而安静的礼物来代替小鼓,此事不更两全其美吗?

这位叔叔像极了“乡愿先生”。《论语》有言:“乡愿,德之贼也。”好好先生并非以德、以礼行权变之事,而是以利替义,到底是要损害别人的。如此不将心比心,为德所弃。

不管我们身处何地,时运如何改变,秉承着将心比心的准则,那大事可,小事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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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下语文期末作文解析与佳作选登
2015-07-11 23:55
    

直面人生 正反思辨

——2014-2015学年 高一下语文期末作文解析与佳作选登

【原题回放】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40分)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

——节选自丰子恺《渐》

上面的材料,引发你怎样的感悟和联想?请就此写一篇不少于800 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要求:(1)角度自选,立意自定,自拟的标题中须含有“渐”字;(2)必须符合文体要求;(3)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4)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命题解析】

这段文字节选自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名篇《渐》第一段,这段文字貌似毫无高大上的价值观,描述的只是人生中渐进变更的现实存在,而这种普遍存在的渐进,既可能指向美善,也可能指向丑恶。

作者在该段中以含蓄诙谐的笔调,倒是写出了一种人生失真、衰颓的趋势: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这就很值得人琢磨:如果“野心”“冷酷”“顽固”都是人所不愿,那么该如何防止这样的渐次堕落?于是,便可以“防微杜渐”从反面立论。当然,再一想,人亦可能修养身心渐向美善,便可以此正面立论,谈修养学问的“循序渐进”。当然,若能以人在一定环境中的渐变(从众效应、染缸效应、体制化之类)来构思小说,也可以很出彩。

公允地说,此题对高一学生颇有些难度。一是“渐”多用作副词,似乎不属于大家平时思考的价值范畴;二是文字谈及整个人生的渐变,学生亦可能体验尚浅。但最终还是要以此考查,确有一种导向:希望学生多关注品味名家散文,以阅读弥补阅历之不足;促使学生藉由名家之思想见识,多思量社会人生的普遍道理。

 

【优作欣赏一】

明辨是非 渐入佳境

高一5 徐灵怡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仁人志士多有嗟叹光阴流逝,不经意间鬓边便新生了几缕霜白。然而,在嗟叹之余,又可曾回首过正当韶华的自己,仔细思量如今的自己与当时的自己?若如此,定然会发现,一些品质、观念、信仰或许已随时光渐行渐远,不知不觉间,“自己”已不是“自己”。

“渐渐”的影响潜移默化,让人不易觉察,居高位者手握力量的权柄,亦在不自觉中骑上权与利的恶虎;握惯了权力,也渐渐生出了上位者的刚愎。当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少胜多,击败袁绍之后,逐步掌权的他把野心放在了一统江山上,于是发兵南下,谋士劝说不听。哪怕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庞大水师,也未能敌过铁索连舟,被一把业火烧灭了所有的野心。或又如孙权晚年位高权重而愈发昏聩,由年轻时礼贤下士的吴王变成如今杀死功臣陆逊、放任同室操戈的君王。“渐渐”的恶性变更并非有迹可循的一步一印,而是如风过细沙般的绵延不止。

其实,善与恶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点一滴中逐渐培养起来。正如刘备在临终前交代刘禅“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日积月累中追求美好,亦能使人渐渐走向圆满。

梭罗就是这样,他避开大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独自隐居于瓦尔登湖畔,与自然为友,拿起斧头独自狩猎,筑造小屋。在这片原始而干净的土地上,感悟生之浩大与美好。梭罗的隐居并非逃避,而是在瓦尔登湖独有的自然风光中逐渐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圆融如意的灵魂。九百多天后回到康科德的他说道:“只要心中有瓦尔登湖,那便处处是瓦尔登湖。”山光水色,渐渐融入他的心灵;美好纯净,也就渐渐成了他的品质。这使他在往后的岁月里,能承受光阴的磨洗,而葆有纯净的灵魂。

“渐渐”也是一种万物的规律,不应该被人为“拔苗助长”。近年来“大树进城”方兴未艾,百姓们呼吸着负氧离子情不自禁地为环境部门“点赞”,殊不知这些打着吊瓶的大树只是人为移植,很快打蔫枯萎。短暂的绿色惊喜后就成了绿色泡沫。没有“十年树木”的“逐渐”,自然也没有“百年树人”的茁壮。活在当下,我们应当尊重万物“逐渐”的自然规律,莫阻遏其“渐入佳境”的过程。

“渐”,即是不知不觉,恶则愈恶,善则愈善。因此,我们当对恶念防微杜渐,而日日恪守善心,三省吾身,让我心渐行渐美,日臻完善……

【简评】

此文有四美。

一是拟题美:采用四字格的传统形式,简洁而达意,很见语言功底;

二是立意美:不在现象中盘桓,而能直指人生“渐入佳境”的要义;

三是文势美:短短九百来字,也能起承转合,破立两生,推向高潮;

四是语言美:行文措词典雅而洗练,在应试仓促间,实属难能可贵。

 

 

 

 

高一6 林语

来看这个“渐”字,三点水,车,斤。在我的脑海中展开一幅画面,斤斤的货物慢慢加在一辆车上,车子在缓缓流淌的溪水中,渐渐下沉。

这多像我们的人生:车上本无物,我们一身轻松地来到这个世界,岁月给我们不断加压,最后陨落在黑暗中,正如车淹没在水中,而终至消失不见。

人生,就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婴儿时,人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人说:“我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因为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当脐带被剪断地那一刻,并不意味着你真正脱离了母亲,那仍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时间渐渐地洗转,你慢慢地知道,能满足你的,并不只有玩具和饮料,你需要获得更多来充实你的生活。这也是一个“渐渐”的过程。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多,你成为一个野心勃勃、慷慨豪侠的青年。

现实之中,许多年轻人总是嫌弃老一辈太重物质、没有激情、安于现状。然而,老一辈何尝不是渐渐走到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他们曾跟你们一样热血,但无奈生计所迫,他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态炎凉,那颗火热而躁动的心一次又一次被人世的冷漠拍打而停止跳跃,这哪不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当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你的时候,你终于发现,你成为冷酷的中年人甚至顽固的老人……

安妮宝贝在《二三事》中写道:“感觉‘老’不是一个过程,而是在电闪雷鸣之间,就老了。”对于这句话,我并不认同。在我所知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的“老”,总是要有一个积蓄的。无数个日夜渐渐逝去,你的青丝终变成白发,这是肉眼可见,而不是发生在一瞬间。你老了,因为常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为累积的身体疾病,你变得顽固不化。这样一个过程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却总在发生着。

可地球终究是个圆形,是没有棱角的,哪能说人生一定是无法逆转的呢?人是可以被感化的。一篇题为《穿着防弹衣的老爸》的文章中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老爸因为顽固不化而不允许儿子骑车游西藏,而在儿子巧妙的反攻下,最终举了白旗,随着儿子踏上了西藏之旅,而他也在这次旅行中,发现了一个依然年轻的自己。由此可见,渐渐冰冻的岁月寒霜,也是可以被化解;渐渐固化的苍老,会因为精神活水的流淌,而发生逆转。

丰子恺说,变更是渐进的,时间是一秒秒地渐进,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我想,也许在胚胎时期,人就裹成一个圆形,就注定了人生要慢慢地转,渐渐地走。可是,我愿,我们的灵魂,在渐渐之中,不是堕向冷酷黑暗,而是接近天堂的清朗光亮……

【简评】

此文颇见哲理思辨之妙。文章由拆字解字而始,起笔颇有悲观之念。这种悲观,或许是受丰子恺文字的影响,也是人生的某种真相。直面真相而有悲观之念,未必境界不高,西方如叔本华、东方如王国维者皆然。

悲观而始,却能寻求某种解脱,转出乐观之念,就更其可贵。文章倒二段,“可地球终究是个圆形,是没有棱角的,哪能说人生一定是无法逆转的呢?”这一问,颇有惊天逆转之效,由一篇文章引发了对渐衰人生的逆向感悟:原来在人生旅程中老人也可以“发现了一个依然年轻的自己”,“渐渐冰冻的岁月寒霜,也是可以被化解;渐渐固化的苍老,会因为精神活水的流淌,而发生逆转。”这样的见识,该是孩子们在阅读之后,在对身边的老人用心体察之后所得出的思辨吧,值得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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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美的彩虹
2013-08-23 17:57
    

雨后看见彩虹~~

这是潭美台风送给我们的礼物——

从我家的东阳台望去,可以看见完美的半个圆弧,一头牵起万家楼宇,一头牵着闽江初秋的流水……偏北的方向(左图),左上方还有隐约的第二条彩虹……可惜相机太弱……

 

这时候油然涌上喉头的,是张信哲的一句歌词——雨后出现彩虹/总会看见你的笑容

那些已经出发去远方求学的孩子们,愿你们带上这份美丽……那支歌是这样唱的:

公路在荒漠无际的延伸/车窗内你我聊起彼此人生

像一生只见一次的缘分/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

渐渐放晴的天空/旅行的寂寞

独自在异乡生活/没有爱 多么难走

雨后看见彩虹/像你见我挥手/立刻为我停泊解忧

雨后看见彩虹/在落单的时候/朋友多么暖人心窝

回忆里你陪我一程/这份情永留我心中

雨后看见彩虹/不知何时还能重逢……

雨后出现彩虹/总会看见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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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海边撒过野
2013-08-01 11:00
    

也在海边撒过野

    看剑芳老师的博文,很想留言称羡,谁知电脑不争气,横竖拉不到留言栏,只得以此文和唱。

带孩子去公园或海边,是一份份很幸福的记忆。从前太多家长说,我陪孩子去**,事实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都是孩子在陪我们……如果生命里没有了这些他们陪伴我们的幸福的记忆,那是多么可怜。

也许是性情或时代不够开放的缘故,竟没有留些撒野的照片,这是个遗憾;然而,即便手里拿着一张一本正经的照片,也可以回想起许多快乐的细节,这就是属于每个人的幸福记忆了。

做教师的快乐,在于除了自己的孩子,一路还有好多孩子陪我们,只有孩子会真正的撒野,也只有孩子能把这种纯粹的快乐传递给我们~~

这里有张旧照片,大约是1994年夏天拍的——

两位老人家许久没有再见了,可是从70年代至90年代的一中老校友都记得他们吧——郭祥平和王代淦老师,九十年代的德育处里“四大名捕”之二魁,嗬嗬,我至今还记得某个小屁孩来蹭我的咖啡却要防他们的戒尺的小样……那位戴墨镜酷酷的代淦师好像是部队出身,负责学校的保卫工作真的很牛,平时嗬嗬嗬的,可是有一次逮到个翻三牧坊墙的小偷,只听代淦师一声吼,那小偷登时吓尿了……

照片里最高大的这位,虽面目模糊,但大家应该还是能认出是张礼朝老师吧,当年多么意气风发……(此处略去500字)

而此中的男生女生们呢,除了周庆安,可以在CCTV的时事评论中看到,其他人散遍天下,不知何处开花结果……其中八位在湄洲岛遭遇翻车却能被妈祖保佑无一受伤,当年相濡以沫,而今相忘于江湖,何尝不是一种美好!

集体照里,是找不见他们撒野的形象的,而我的记忆里仍有,让我在回想时开心地笑起来……且让我私享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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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句广告词谈起
2013-06-18 21:35
    

不知你是否也听到,最近电视常里飘出一句广告词:“**,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

这句话听来无伤大雅,只是,有些夸张可笑,这是中国企业家的普遍心理么,我不得而知;只是,“真正领导者”“王者气派”“领军者”“独霸”之类的广告词见多了,也许很多人也习惯了。然而我也曾听到日亮师很感慨地说:“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招牌,让人家怎么相信你‘永远不称霸’?”这话是好几年前听到的,至今让我回味。有人说,中国文化中“韬光养晦”本身似乎就是冲着称霸而去的,这涉及国策,不便多言,而我想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真正领导者”是谁封的,或者是谁选出的?

稍微了解新中国广告史的,大约都知道“全国牙防组”这个巨大的谎言,高露洁牙膏为做宣传,在广告中炮制了虚构的“全国牙防组”这一“民间专业组织”,就可以“强力推荐”,想借此“一统江湖”,不料风光了两三年遭遇“打假风潮”,于是信用崩塌。

然而,现在广告界进步了么?“全国牙防组”之类的虚构的名号也许没有了,但直接自封为“真正领导者”的又何尝不是升级版?但这样的升级版为什么可以赫然存在而大众毫不介意?追问下去,你会发现,这绝不是一个仅属于“广告界”的问题。只是,广告因其“广而告之”而将问题凸显了而已。

此中普遍性问题,在于“话语权”。

当下似乎各行业都有“专家”,抢得“话语权”;拥有“话语权”,就可以自诩为行业“领军者”;而时代大概似乎真的是需要“领军者”的。于是,各行业“权威专家”横空出世,媒体上充斥“专家言论”,当然,也有人调侃说:“领导说你是专家,你才是专家。”

这“领导”一句出来,于是四下安静,各路专家或领军者哑然。

于是,你不能多说了,但你还能想,至少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所谓“话语权”,究竟该是“话语权力”,还是“话语权利”?

。。。。。。

或许,“话语权力”是现实;而“话语权利”,则是在照进现实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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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享受逍遥游
2013-06-15 06:26
    

何妨享受逍遥游

据说这是顾城的诗歌:

我仰望着夜空/ 感到一阵的惊恐/ 如果地球失去引力/ 我就会变成流星/ 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

哦,不能/ 为了拒绝这种“自由”/ 我愿变成一段树根 /深深地扎进地层。

当然,诗人毕竟是诗人,他未必知道,如果没有地球引力,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的天体,是不会成为“流星”的;因为所谓“流星”,便是小天体受地球引力作用飞入大气层后,与大气摩擦发生光与热,才被称作“流星”。

而这位诗人如果知道,树根之所以会向下生长,其实就是由地球引力导致生长素分布的不均匀,若没有引力,根就不一定往下长了,那么,他就不会做徒劳的“扎根”了。

我丝毫不想苛责诗人的自然科学常识的匮乏,只觉得深深的遗憾,作为中国诗人,当一场旷世难求无拘无束的自由摆在眼前时,他恐惧地拒绝了逍遥,却想做徒劳的扎根,他还记得中国的诗性之祖庄子么?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庄子,也千万不要忘了拥有庄子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钱穆先生,作为近代无可置疑的大儒,却深爱庄子,做着儒家的学问,却同时品着庄子汩汩而流的“一卮水”,说“究不知,这两千年来,几个是真解味的,喝了他那卮水,真能解渴呀!”读钱穆先生的书,你很少会读到动情之语,他似乎生来是一位严谨的鸿儒,然而,他的《庄老通辨》中,却分明对庄子动情了,我想,这就是逍遥游的大境界,也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理性的心灵。

当然,人生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现实的语境下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因为如此,自由成了几乎所有民族的理想,人们为它而奋斗,而汇成了自古而来的最雄浑的诗歌。

在专制体制下熬过漫长几千年的古老民族,终究因其自身对自由不绝的向往,赢得了辛亥革命;然而在自由的曙光照临之时,确实有人恐惧了。“筹安会”便是那些恐惧者的代表。在他们看来,民主与自由,是会让这个民族失去稳固根基的,于是他们为“筹一国之治安”费尽心力,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并称袁世凯为“当时全民有权威有声望之人,未有敢冒言其非者”。袁世凯阅后,赞赏不已,并藉此复辟帝制。这是一段历史的逆流,而我们深深叹息的是,杨度、严复之伦,这些原本民族之精英,却因对自由的恐惧,辱没了一世英名。

当自由的曙光照进古老民族的时刻,鲁迅先生同样看到了国人之奴性劣根,但他不会因此放弃追寻自由的“第三种人生”,他只想唤醒所有沉睡的灵魂,去砸开专制的“铁屋子”,哪怕以一己孤独,肩起因袭的黑暗的闸门,他也要呐喊不息、奋斗不息。

这是何故?只因“自由价更高”!

如果人生真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那么,可怕的不是自由,而是对枷锁的依赖。“体制化”亦是现代社会人的通病,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习惯了牢狱的囚徒,又像上世纪后半叶有太多中国人固执于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敢游进市场自由之海,每一个时代,都有深刻的体制化患者,只是多数患者是一边骂着“体制”,一边享受它,就像奴性的猫,已不敢独自面对门外的自由。

我不想妄评诗人顾城的人生悲剧,只想说,如果地球真的失去引力,如果我们真的将飘荡在宇宙,如果真的有一场旷世逍遥摆在我们面前,那么,享受自由吧,化臂为翼,我们依然能主宰自己,只因我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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