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幸福教育”联想到的点滴
2012-07-03 23:22
    

今天上午到市教育局开一个会,会上局长发言,很强调“幸福教育”理念。我想,“幸福”如此受重视,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孩子的幸福。我们姑且这么说,教育的目标指向“幸福感”,这本身既是社会和谐的要求,又是人性的要求;哪怕它还只是理念,也是孩子们的福音。

可是,怎样的教育才是指向“幸福”的呢?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热词,成为一个标签,何尝不是新的“杯具”?

我想起四月份曾在“中国之声”里听到一则报道:为贯彻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北京清华附小开了些公开课。有一堂“牛郎织女的传说”的语文课,好评如潮。这一课是用表演的方式来上的,教师意在让孩子们在表演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报道说,在回答“你对牛郎织女的分离怎么看”时,一个孩子的回答,赢得了满堂喝彩——

他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听到这一句,我的心里发出一声惊叹:天哪,这是中国的‘小学生’啊!

现场的老师们为什么会为这个回答喝彩?这是我感到诧异的。是因为所谓“丰富的诗词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是因为“惊人的思想成熟”?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这个孩子还小,当然没有这样的分离体验;而他的家里,父母是远在两地的吗?如果是,他将感受到父母一方留守的艰辛和外出的无奈,或许也将感受到思念之苦,也许还能感受到家庭隐隐的危机……如果是那样,这孩子哪怕来一句“他们好可怜,小孩也好可怜”,也许朴素,而所有的人都更应该喝彩,因为,真诚悲悯比高调誓言或赞美更能体现“情感、价值观”。

然而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孩子生活在美满的家庭里,对于“离别之痛”完全不知,也不去设身处地思量,于是可以漠视这痛苦。

秦观在吟出这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时,或许真的对爱情有着坚如磐石的信心,可是,历史上来来往往的宦游人也好,战祸离乱中的夫妻也好,长期“同心而离居”的生活,岂是只凭当初的信誓旦旦可以抚慰的痛苦?

可是,这个小学生,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洋洋得意地背了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竟获得了满堂彩。我的感受却是——这孩子真不懂人情,而这些老师,他们只关心“丰富积累”“思想成熟”之类时,恰恰是没了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失却了真心的人文关怀。

这是一堂被“中国之声”正面宣传的小学语文示范课,一堂贴着“情感态度价值观”标签的课堂,我惊惧地看到,掌声雷动的课堂里洋溢出一片冷漠。

有“文化”而没“人情”的课堂,幸福么?

201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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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阳山下,这一场春华秋实
2011-05-29 09:53
    

时下是初夏。

春天鸣阳山下李花烂漫,仿佛就在昨天——

 

 

几场春雨,想那李花终将雨打风吹去,为免伤春之情,索性就不去;谁知才五月,再往李园去时,竟然已经结实满园!

 

 

就这样不期然,我遇到了一场生命的从绚丽到圆满的递变。

红李不言,只让人满心惊喜地在园中目不暇给,似乎每一颗都是奇迹——

短短两个月,几场冷雨,当满树绚烂被冷冷地打落一地时,谁会相信她会再度呈现这样的喜悦呢?

短短两个月,她们默默地接受时令节气给它的一切,乍暖还寒中,当初弱弱的花蕊依凭着什么,竟蓄积成如许饱满的果实?

我因怕敢见她零落,忽略了她的渐渐;只在今日,陡然遇见了她从容的圆满。

 

我记起某年深秋,曾在鸣阳山上,见到一树木紫薇,是满树秋实中依然缀着本属于春天的紫花——

我当时曾在心里感慨她的不甘寂寞,叹其入了生命之秋,还这般招摇。

而今在鸣阳山上,再走一遍,遇见种种不言不语的生命,忽然知道我的感叹确是庸人自扰——

  

此时丁香打开她的结,蒲公英也准备好他的小伞,野莓红嫩地挂在枝上,栉风沐雨,也任蜂儿采蜜,任虫儿取食……

万物都各得其时,皆有这一场春华秋实,恬静,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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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 初绽的含笑
2011-05-06 17:57
    

三月三 初绽的含笑

 

料峭春寒中

  雨打风吹

      湿了 小蜂儿的翅

        乱了 小蛛儿的网

          散了 小蝶儿的恋爱

 

噗嗤 她却乐了

   绽开 她的笑靥

雨珠 便趁个空

   溜进了她初放的笑涡……

 

三月,这一朵早放的含笑!

 

三月三,阳光很好!校园里的含笑成片开放了……甜甜的,依然是童年的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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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池畔,那些花儿……
2011-03-18 22:48
    

又一年春天,姗姗而来。

原先以为,那些花儿,会如期再放;而近日在校园里走着,才发现,其实每一年的花儿,都不太一样了。那些曾经灿烂的鲜妍的娇嫩的怒放过的花,可能都只属于从前了……它们停留在时间的隧道里,兀自美丽。

 

最鲜明的,是凤凰池畔的桃花与紫荆,今年已经换做刚植起的银杏,在料峭春寒中,不再见那些嫣红的影子——

 

羊蹄甲,是否就是紫荆花,我一直存疑,因听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解说。在食堂边的路上,它们曾经绚烂了一季又一季,似乎有不竭的激情,而今年春天,它们终于告别了。我不知它们去了哪里,也不知该问谁,只能盼着银杏空落落的枝干上早些吐出绿意,弥补这乍暖还寒时节里空空的缺儿。

 

而桃花,曾经夭夭,也曾经结出青涩的果儿。

 

那一年我望着这颗泛着银光的小桃子,想着它成熟时会被哪一只虫虫先尝到,想着它的核儿会落到近旁哪一处,又会萌出怎样的新芽,长成又一树夭夭的桃花……但现在,草丛里,已经觅不见我幻想过的一切了……

 

好在池畔的柳如期萌出新绿了,此时她们在池畔垂下疏疏落落的玉帘,将寂寞了一冬的凤凰池柔柔地拥住——

 

 

粗心的孩子,会认为此时吐翠的只有柳叶,却不知那些嫩而饱满的是它们将要飘飞的梦——

 

 

待到阳光一日日融融向暖,絮儿终于远游的时候,池畔园子里就有更姹紫嫣红了——

 

 

  

料峭的寒春里,且让我们一起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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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 笔 记
2011-02-24 11:18
    

晒 笔 记

听课记笔记,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我曾听到学生抱怨过,以之繁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却全非如此。

我小时候在九五至尊VI-www.9599888.net度过很幸福的六年,这幸福之中,包含着“记笔记”这件事。无论文科理科,在我看来,记笔记都是很快乐的,尤其是老师没有板书的内容,潜意识里觉得仿佛像孩子玩水时想捧住流水,自己把一些即将流逝的外物留住了,也在独一无二的时间里留住了它存在的印迹与价值。

笔记的内容,多是共性之物吧,毕竟一个教室里的笔记,源自同一个教师之口,但是,每个人记下什么,却是个性的选择,而若再加旁注,则是留下了自己的思绪与闪念,这种感觉就更好了。因为下一节课到来时,我们的大脑仿佛要打开另一个抽屉,而将此前的存放起来,然而,有的人存放的,只有老师的板书,有的人,存下了老师讲课过程中更多的妙语,而我还存放了自己当时的思考。

很遗憾的是,那些笔记,竟然都灰飞烟灭了,因为,高中毕业时的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等我意识到每个人的每一段岁月都不可复制的时候,已然年近不惑。

但正因为如此,我珍惜现在每一次听课记笔记的机会。此前我说过,做良师的学生是幸福的,这不仅指最后的收获,更在于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我记着笔记。

以下是我最近在钱理群、曹文轩、温儒敏教授的课堂上记的几页笔记,晒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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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2011-02-06 11:14
    

此前我写了三篇小文《我眼中的北大风景》,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自己在北大拍摄的那些图片做一个注脚;二则是为钱理群先生这篇《校园风景中的永恒》做一个陪衬,为了朋友们能细细地体味这篇文章。九五至尊VI-www.9599888.net与北京大学之间,或许相去甚远,但在我心里,两所学校应有相类的品格。

——博主按

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

——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

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长。

于是,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

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也被退回,理由是宣传蔡元培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但民间的纪念是不用批准的。心的纪念是不受批准与否的限制的。

而这建立在民间的心的丰碑,才是真正不朽的。

蔡先生无愧于这样的民间纪念。因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转折:从庙堂走向民间,走向自身,正是从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开始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政变,还是本世纪的辛亥革命,都是企图依靠国家的强权政治,或寄希望于政治强权人物,实行社会总动员与高度的组织化,以实现民族振兴,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主义”的思潮下,知识分子自愿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而把自己置于依附于国家(或个人)的强权政治的地位,也就依然走不出鲁迅所说的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结果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在中国,任何强权政治都必然导致封建性的复辟。

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觉醒:陈独秀率先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指出“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同时提出救国之道即在启发民众之“自觉心”。蔡先生也这样告诫国人:“当断绝政治上之迷信”,“认定教育可以救世”。因此,当1916年12月蔡先生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就任北大校长,登高一呼,很短的时间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聚集于北大,这正是意味着,知识分子目光由国家转向民间,由强权政治家转向自身,由依附权势转向依靠知识(科学、理性)的力量,通过思想启蒙,唤起国人的自觉,自下而上地进行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变革。而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根本思路、选择的大转变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旗帜下实现的。蔡先生所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目的正是要为知识分子提供自由而广阔的精神空间,将北大改造成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是蔡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新范式:这是一批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甚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不仅摆脱了官的帮忙、帮闲的传统窠臼,而且也避免落入现代商业社会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忙、帮闲的陷阱,获得了真正的人格独立与个体精神自由;他们永不停止对彼岸精神理想的追求,对精神(思想,文化,学术)的探索和创造,因此对此岸的现实存在总不满足,永远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这是鲁迅对“北大校格”的概括,蔡元培先生所培育的“北大精神”,所指的就是北大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提供的这样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批判的,创造的精神规范。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晶,不仅是北大,而且是整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意义与价值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蔡先生的理想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也”。他首先通过对北大的改造,创造了新的北大精神,提出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社会与文化理想,建立了新的道德伦理,又支持师生创办《新青年》、《新潮》杂志,通过现代传播媒体,影响整个社会,形成社会文化新思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则进一步把由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变革推向全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大学的社会声誉与影响。正是蔡先生领导与支持的一校(北京大学)二刊(《新青年》、《新潮》)一时成为时代思想、文化、学术,以至社会、政治的中心。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民间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凭借知识自身的力量,成为时代的主导,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程。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世纪末)北大尽管已不再成为时代、社会的中心(这是必然的),但在国人心目中,仍然是一方“精神的圣地”。

北大教授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学生发动的学生运动,固然有各自的领袖人物,如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五四学生运动中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但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北大蔡先生主持下的短暂几年间,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除了当时的北洋中央政府相对软弱无力这一客观条件外,蔡先生个人的人格力量,威望,影响,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蔡先生既是前清翰林,又是革命元老,既是国民政府首任??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论学问与道德人格,于“旧”于“新”,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臻于完美而无可挑剔——他写得一手连复古派也望尘莫及的古奥的“怪八股”,又深谙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他至仁至义至孝,被世人视为“真儒”、“真君子”,又深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思想的真谛;他性格儒雅平和而刚毅有决断,既如春风化雨又内含奇气,“是真虎乃有风”。在中国的新旧交替的历史转近时期,正是需要蔡先生这样的“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能够同时为新旧两派所接受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历史转折的开端时期空前尖锐的新与旧两派的斗争中,发挥着独特的、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谈到的,他对北大师生中的新派(特别是新派中的领袖陈独秀)支持、保护,使得他们在北大“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的新机运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这里,还要指出另一面,既是蔡先生在大力支持新派的同时,对新派的某些难免的过激方面,也有所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保护了处在被猛烈攻击中的旧派,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本身即含有让新、旧两派在自由竞争中发展,从而保持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生态平衡”的意思。这使我想起了40年代朱自清先生逝世后,沈从文的一个评论。他说,在大学里的每一个有成就的教授都是偏至的,即把他自己的学术选择推向极端,这才能形成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个性,而不能搞折衷,一折衷就平庸了;但作为系主任或校长,就必须宽容,折衷,这才能让同一个系(学校)里不同个性、不同学派都得到发展的机会,同时又相互制约,达到学术平衡、健全的发展。这样的“个体上的偏至、任性自由与整体上的平衡、制约”,正是一种理想的学术境界。以此观点看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所起的作用,他不仅支持、保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有力地促成了运动的健全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蔡元培,没有蔡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没有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蔡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作用与地位,融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教育史、北京大学校史之中,并化作“永恒”的。

但每回面对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我总要想起“高处不胜寒”这句古诗,在我的感觉中,蔡先生是孤独的。

校庆期间由北大校友、师生创作、演出的话剧《蔡元培》里,有一句台词:“人人都尊崇我蔡元培,可又有谁真正与我同道啊!”有人认为这会贬低蔡先生的形象,把他写消沉了。其实“孤独”几乎是所有先驱者的共同命运;如实反映这类思想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才是内在地(而不是表面地)写出了蔡先生的精神与人格力量。

且不说别的,单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要真正被理解就很不容易。曾有人指责这是“搞调和”,其实蔡先生有自己的鲜明立场:他总是站在受压抑、无权势的弱者这一边,五四时期主张变革的“新派”(包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处于不被承认的地位,因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首先要保护的正是新思潮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改革开辟道路的,并非一味的折衷、调和。但蔡先生同时反对不加分析地对旧文化、守旧派文人采取一律否定的极端态度。他心中也有一条明确的线:当旧派试图借助政治、军事强权的力量来消灭学术上的异己(新派),如林琴南那样打上门来,他是要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抗击的;但如果仅仅是在课堂上坚持自己选定的保守性的学术立场,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他也是要坚决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这是与陈独秀等“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绝不容他人匡正”的极端立场是有区别的。这样,蔡先生要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既要为新思想、新文化开路,又要保留旧的传统文化”,就必然要受到“绝不允许对方存在”的新、旧两派的巨大压力,并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直到今天(世纪末)人们才终于了解,蔡先生所反对的是将新、旧对立绝对化,“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思维,他主张的是学术上的不同派别(包括新派与旧派)在自由竞争中的多元发展。这就是说,二元对立的独断论一天不破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就不会被理解与接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80年代末以来,如何看待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具体说,在今天的北京大学,还需不需要贯彻“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界与北京大学内部一直是存在着争论的。有的人只承认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甚至只限制在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这一点上,而认为“兼容并包”今天已失去了意义,再要坚持,就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伞”。这种看似吓人的“过时论”背后,正是隐藏着一个专制主义的独断论的阴影,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

就是对蔡先生所开创的北大精神、北大传统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是正常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立场、角度,去认识历史,阐释传统的。出现分歧,不同意见之间展开论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在我看来,关于北大精神、传统的某些说法就颇值得一议。例如,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革命的传统”,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这并不错;但一具体化,一落实,就有了问题。鲁迅早就提醒我们:政治家与文学家(也就是鲁迅说的“真的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理解(与态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在革命前,他自己也受到压迫时,是不满现状的,他与文学家(知识分子)一样,都要求革命,鲁迅因此称之为“政治革命家”;但革命成功,掌握了权力的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就要把“革命”二字去掉了,而真正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却是永远也不满足于现状的,他还要革命,这就与政治家的权力发生冲突,鲁迅称之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因此,当有人以“革命传统”作为“北大传统”时,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家提倡的一时的“革命”。还是真的知识分子(也即独立的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永远的“革命”?鲁迅把北大“校格”定为永远是“新的,改造运动的先锋”,所指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必须辨明的。还有人说,北大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但这里同样也存在一个必须辨明的问题:要提倡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在有的人的观念(解释)中,“爱国主义”就是“国家(至上)主义”,要求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无条件的为所谓“国家利益”(实际是国家执政者的利益)牺牲一切;而如前文所说,这样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所要批判与否定的,鼓吹这样的“爱国主义”恰恰是对五四精神(也是北大精神)的根本背离。还是鲁迅说得好:“满口爱国于实际做奴才并无妨碍”,真正的爱国者、爱蔡先生开创的北大传统者对此必须有所警惕。

这里还包含着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不仅对国家有“真爱国”与“假爱国”之分,对于北大,对于蔡先生这样的先驱者也有“真爱(尊重)”、“假爱(尊重)”之别。如果口头上喊得震天响:“拥戴”呀,“继承”呀,“发扬”呀,甚至“捍卫”呀,但实际所做却根本违背了先驱者的理想与北大精神的实质,那么,所有的表面文章都不过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自欺欺人的“表演”。由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我们奉蔡先生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现代科学之父,另一方面,蔡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在本世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更不用说实行了。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蔡先生的教育思想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一方面强调“军国民主义”(据蔡先生解释,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道德主义”(相当于“德育”)教育,认为这是现象世界的,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的教育;但他同时强调超越于现实国家政治的,超越于现象世界的“实体世界”的形而上的“世界观教育”,以及作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桥梁的“美育”教育,以便建立具有终极关怀、终极价值意义的理想(信仰,信念),陶冶情操,养成个体精神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最大限度地唤起人的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精神。在蔡先生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教育都缺一不可,而又以世界观教育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但在世纪初的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先生提出了他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世界观教育”当即被否决,“美育”开始也只同意列入“中小学、师范教育教则”,后经力争,才勉强列入民国教育宗旨之中,但也从未被真正重视。这就是说,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拦腰斩断,本世纪实际实行的德育、智育、体育,以及被狭窄??具,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灵魂的塑造,“人”的根本理想(信仰、信念)、人格、情操的冶铸,“人”的潜在智慧、能力、创造力的开掘与发挥。今天的教育,包括北京大学的教育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教育的前提——教育的基本观念: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的、宗旨,出了问题,而这又是与一个世纪以来对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冷漠,阉割与背离是直接相关的。——人们根本不去仔细研究与思考蔡先生(以及中国其他现代教育的先驱)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真正价值,而是简单地戴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而不容置疑地加以否定,拒绝继承,正是这样的“左”的思维逻辑使我们吃了大亏,这惨重的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蔡先生的基本教育思想的命运如此,他的由此引发出的许多重要思想的遭遇也可想而知。例如,蔡先生从主持北大教育的第一天即在就任校长的演说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他并且进而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专科”与“大学”的两种体制,专科偏向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甚至在草拟的《大学令》里明确规定:“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拟定的《大学令》“迄未实行”。——岂止是“大学令”,又岂止是“未实行”,看看今日之中国大学教育,包括今日之北京大学,很多方面简直是背道而驰。文、理学科备受冷落,大学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大学早已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追求(奋斗)的目标,“做官、致富”早就成为许多学生上大学、家长培养子女上大学的公开的目的,能够向学生“贩卖”点货真价实的“知识”已算是“好教师”,毫无责任心,贩卖“假货(知识)”的烂竽充数者越来越多。连蔡先生亲自养育的北大在“实利主义”教育的巨大压力下,也越来越向“专科化”的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忙于“创收”,忙于接待吃喝,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的结果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鲁迅早在30年代就已经因为五四时期的战士,爬上了“高位”,反过来对年轻学生行使知识霸权而感慨“五四失精神”;今天,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人们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蔡校长培育的北大,是否再一次地“失精神”?

因此,越是临近北大百周年校庆,我越是不敢走近校园那神圣的一角;作为今日之北大的一个成员,面对蔡校长,面对这一百年的校史,我只感到羞愧与悲凉……

此刻,蔡先生在想什么呢?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哦,在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1998年4月20日写毕于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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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散步在操场上……
2010-12-14 22:32
    

白鹭,散步在操场上……

 

一只散步的白鹭,在雨后湿漉漉绿油油的足球场上……优雅、从容而……

 

 

这是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高三的孩子,苦读在最远离操场的一座教学楼里。

突如其来的一场倾盆大雨,让整个校园湿淋淋的……而这场沐浴过后,空气清清的凉凉的甜甜的,操场附近的树上,又有鸟儿开始私语……

沿着凤凰池边的小道,我不由自主地,就走到操场这边来了……而忽然间,我的眼睛亮了,在绿油油的足球场上,一只白鹭正在散步!

我放慢脚步,紧紧盯着它,担心一眨眼它就消失了……它却没有丝毫紧张的样子,很优雅地迈着长腿……

这应该是一只刚成年的白鹭,浑身雪白,体态优美,步态从容而轻盈。它似乎在顾盼着什么,这神态使它更美得像一幅画,如果配上蔚蓝澄清的江水,它一定更美……

 

下课铃声,引来了青春少年,他们奔向球场的步伐总是这么兴奋。

而白鹭,似乎回首一望,而后,扑棱着翅膀,飞起了,高了,远了……


 

 

我忽然有点难过——这本来是一片湿地,这里本是白鹭的家!虽然,现在的江边也偶尔可以看见白鹭,但,现在它们只能是过客,只因为,一座大学城在这里建成了……

刚才那只白鹭,也是路过么,还是在这里找寻童年的记忆,或者在它的记忆中,湿漉漉的草丛里还有小鱼游弋、野芳幽香?它失落么,怅惘么,伤心么?

 

大多数人学不会像一只鸟儿那样去思考,于是鸟儿的天空,开始蒙上灰霾,还有穿行在空中越来越密集的通讯波……

我的飞远的白鹭啊,你还会路过么,还会驻足么?我没有忘记,这里曾经是你的家!

记忆中见过成群的白鹭,看它们散步,看它们沐浴,看它们捕食……而今,一切的映像,因为稀罕而淡泊的缘故,变得更美更惊心。

 

 

想起很遥远的某一个春天,我曾教一个上海孩子舞蹈,用白鹭的姿态,而今这张照片上的孩子,已经亭亭玉立了吧?她的世界,不会像这只散步的白鹭一样,变得狭窄吧?

 

 

梦中的天,很蓝很高;梦中的白鹭,很美很美……

 

补记:

自修下课的时候,我分别给三个学生发短信,告诉她们我在大草坪上见到了一只散步的白鹭……

她们的反应是——

璐思:呵呵~雨后来晒夕阳的白鹭吧?没有拍下来至少也看见了呀~以后总会再遇到的哟~

舒雨:真是在学校的操场上么?

格格:生态很好吖~

 

我接着说:这里本是它的家,现在,雨后似曾相识的草坪上,已没有了它曾经熟悉的小鱼。

璐思依旧乐观地安慰我:哦,它也许是来怀念一下吧?或许它的新家也不错呀~还是会有小鱼的~生活总得继续……

舒雨的表情我想象不来,她内省道:这样说让我觉得自己很残忍。

格格则表现出一贯的深刻:原来是在缅怀……真的很无奈啊~~地球终究是有限的,只是人类永远不会旅鼠投海。

 

我想人类确实不会学旅鼠,但人类还是常动用战争与饥饿,让一部分人先去了地狱,以便另一部分人有更大的空间……

梦里,世界也应该更大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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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印象之二:生,可有所息?
2010-12-14 21:06
    

08年秋天到泉州,最喜欢的是开元寺的日出,感触最深的却是一所中学的校园标语。

沿着一条墨绿的漂着垃圾的内河,经过一爿爿略显杂乱的店面,我感觉走进的不是一座古城;一切,都像在阳光下纷乱地漂浮着,没有了开元寺里的雅致与空灵,我踏入实实在在的琐碎之中了。这与城市宣传名片上的泉州相去甚远……但是想来,这就是“中国国情”,“发展中”就该是这样的吧……在福州,在西安,在上海,甚至在北京,我不都走过这样的市井小街么?

然而,我又超乎这些琐碎,因为,我只是过客,一个拿着相机记录行程的过客。

前边有一处浓荫,横跨小河。我喜欢大树,喜欢栖息在树阴里的鸟儿们,而这棵大树恰好就在我要去的泉州七中的门口,我想这便一定是一所有福的学校了。

 

然而,刚进入学校,我就被教学楼墙上的一列标语震住,而大树下的悠然就此戛然而止——

“你永远不能休息,否则你将永远休息。”

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触目惊心地矗立着这句标语;

在小轿车与地球仪构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里,赫然矗立着这句标语;

而面对这面标语之墙的,是略略躬身行礼的孔子像!

 

我呆望了一会儿,没有思想。

我只是被这个画面震慑了,好像刚刚从太上老君炉子里偷了仙丹的小猴,抬头撞见了托塔天王,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齐天大圣。

可树上还是有鸟儿唱了两声,似乎要把我刚才的偷闲的心再唤回树下去。

 

“你永远不能休息,否则你将永远休息。”这一句充满警告意味的猩红的大标语,仿佛在逼迫我检讨着从前快乐享受的憩息:我在流光里遛遛跶跶地举着相机消磨去了多少生命,我背对着阳光读着闲书,又消耗去了多少光阴……

我望着大标语下孔夫子的背影,不知怎的,忽然替他担心起来——站在这样的大标语下的孔夫子,会是怎样的表情呢?

 

我蹑手蹑脚绕到老人家前面去,看到了他那祥和泰然的脸。

 

忽而很为自己的多情感到可笑,这个孔夫子,从面目须髯看,该有六十了吧,已然“耳顺”,哪里会像我这个未及“不惑”的小女子这般忐忑于一句标语呢!

 

看着孔夫子的表情,我的心稍稍安定了些,心想,这便是圣人的定力与感染力了。

然而,一抬眼,我心里又咯噔了一下,是教工食堂的门口,一条横幅标语,又把我惊了一吓:

“不称职的员工永远是学校最大的成本!”

我迅速在心里对了号,我应该是“称职”的吧?可是,如果按着刚才那句标语来看,我可真是该“永远休息”的了,那么,在学校领导的眼里,怎能够得上“称职”呢?我盯着横幅下醒目的“餐厅”二字,感到横幅用意之深。我常自诩为“吃饭积极分子”,餐厅对我而言,可是个享受的地方。福州有句俗话“勤苦做,快活吃”,便是教人要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地吃饭,可是,餐厅门上的这条横幅,却又一次让我有了异样的惊惧:你吃饭的时候,应该反省一下,学校给你这口饭吃,你配么,你是否浪费了学校的成本?

我在心里感谢上帝,祂没有将我与这间餐厅结缘,我毋须日日在走进它的一刻惴惴地反省……再看孔夫子,他站在这横幅的侧旁,依然祥和泰然……

我却在心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我缓缓地转身,避开那质问般的标语,我只想在树下做做深呼吸——多么可贵的绿色的空气啊,我还是想享受上帝赐予的一切,包括鸟鸣,包括光阴……我行走着,不是为了“不能休息”的工作。

然而,我转身过来,面对的,又是一句标语,在绿树和青草的陪衬下,如此醒目——

“我们正处在一个刻不容缓的时代”!

 
 

 

我能作怎样的议论呢?有“好事者”陈列调查结果,说与日本、韩国的孩子相比,中国孩子“不会玩”。我真觉得这调查很“奢侈”。我们的孩子们,缺的,哪里只是“玩”呢?他们有休息的权利么?那一句“永远不能休息”的标语,烙在这所学校的孩子的心头,并必将影响他们今后的行程,不是创作标语的领导有错,是这些孩子错生在了一个“刻不容缓的时代”;这生无所息的命运又岂止限于这所学校的孩子?

我忽而想起郎咸平先生的放言了——“这代孩子的未来很悲惨”;

但愿——错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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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的“校猫”
2010-12-14 20:31
    

独行的“校猫”

2010-12-14 20:31

 

每次看到有孤独的孩子在凤凰池边喂食,我都会想起这即将被我们忘却的“校猫”……它那样顽固地蹲在我的记忆中——

 当它凝望着一池春水里游动的鱼儿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

 凭着对《小猫钓鱼》的故事的记忆,我曾想过,猫性一定是朝秦暮楚的,但我确实见过它如此专注地蹲了很久很久。小时候我曾经很羡慕鱼儿,因为它们可以在水里自由游弋,而当我也可以在水里随性升潜舒展的时候,我又开始羡慕飞鸟了……那么,它也在羡慕鱼儿么?

 我想它当年虽然在这校园里被一群又一群孩子娇养着,但本质仍是孤独的,就像它当初缱绻在我展开的裙裾上,那眼神是那么令人动容,是带着警觉的依恋,仿佛在信任与不信任间,刻意保持一种孤独的自由。而这,是人与猫的共性么?

关于它的离开的原因,有许多版本;比较确凿的,应该是因为将猫迹印到了教学区,对教学秩序造成威胁了,终于被人送过了乌龙江……我想,它大约可以长久享受那孤独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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