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节选)
2014-10-07 21:00
    

【博主按】与剑芳师商榷:我从易中天文中读到的是反讽,不是真的教你免谈,也不是论谈论陈先生的资格,而是在反讽太多谈论者只是空谈,因为他们根本放不下体制内的种种好处……其实也是自我剖析,他也深深地意识到,对于陈寅恪先生,自己无法望其项背啊

文章的前四部分,其实只是铺垫,而第五部分之后才是重点。我觉得作者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要做一个有独立性的知识者呢,还是只把自己当做附属品?而真正要具备“独立性”,必须“豁得出去”!

而我们之所以不论资格与否,仍是要谈,那也是因为,哪怕我们只是极其卑微的一分子,是否也可以去争取一些“独立性”,独立与自由的价值,是否也应是我辈所追寻……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节选)

四 人品与气节

陈寅恪的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反对现政权,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其实不然。倘若如此,他为什么不去香港、台湾,为什么同意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还要和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人交往?他甚至也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195453敬老尊师座谈会他就参加了,还戴了大红花,这也是一种时俗!怎么并无反感,反倒欣然?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巴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勋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向往新中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道德,是人品,是气节。1964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

事实上陈寅恪愿意与之交往或表示敬重的,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无派,都是人品极好的人。陈毅,光明磊落,直率坦诚;傅斯年,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刘节,秉性梗直,宁折不弯;冼玉清,一生清白,遗世独立。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多半都有些脾气。比如陈序经为人是很谦和优容的,但当有关当局强迫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把乌纱帽掼在桌子上: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又比如杜国庠一生为人宽厚平和,但面对极左思潮也会拍案而起,气愤地表示批判陈寅恪批得太过分”!因此他们也都往往会做傻事,说蠢话。比如刘节就曾在1958大放厥词: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这种逆言也是说得的?但他实在忍不住。

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没有好下场是明摆着的,甚至是他们自找的。文化大革命中,刘节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陈寅恪,竟奋然表示愿意替代陈先生上台挨斗,并视为一种荣耀。如此不识好歹”“自讨苦吃,如此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然而,明知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也于事无补,他们却偏偏还要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品质的高贵。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陈寅恪吾道不孤”!然而陈寅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还有更深的想法。在1950年正式刊行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他谈到这样一个历史惯例: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总有人占便宜,也总有人吃大亏。那些乖巧的小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而那些刻板的君子,则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为什么呢?就因为其时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的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无此乖巧而已。

显然,陈寅恪是把自己的某些老朋友,看作了乖巧的小人

于是我们大体上清楚了。为什么陈寅恪对杜国庠那样和自己道不相同的共产党人信任敬重,对某些先前的同道反倒蔑视而戒备?就因为前者气节不亏。陈寅恪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坚持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担怎样的风险。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大讲马列主义,就不但可以理解,而且也理所应当。他们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么!那些眉样入时白头学究们却原本不是。

不是当然也可以变成,但要看怎么变法,以及为什么要变。如果是自己通过学习研究,改变了观点,倒也理属正常,无可厚非。然而一夜之间毫无思考,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便很可疑。在陈寅恪看来,这不是降身辱志,便是投机取巧。但不论何种情况,都是变节。气节一亏,则其人不可取矣!事实证明,陈寅恪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1949年以后,中国学人的改变立场观点,宗奉马列主义,有的是曲学阿,有的不是。汪馪就不是。他属于心悦诚服的那一类。否则,当他自告奋勇充任说客,南下广州请老师进京时,就不会那么天真了。汪馪碰壁五羊城以后,受到不少埋怨。比他年长的其他陈门弟子都认为他不该用官腔先生说话,更不该惹老师生气,甚至有人痛斥他不知天高地厚。这实在是冤哉枉也!汪馪对恩师的敬仰和感激是终其一生的。正因为感恩戴德,他才会那样说话。因为他对马列主义的服膺是真诚的。事实上在汪馪的学术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陈寅恪的治史方法浑然天成,了无陈寅恪所痛恨的贴标签的痕迹,文风新颖,令人耳目一新。这难道不是好事?正因为此,汪馪和陈寅恪谈话时,才会充满了时俗的口吻。在他看来,弟子发现了宝藏取得了真经而不与先生分享,那才是不道德。

历史的悲剧或悲剧性也正在这里。汪馪和陈寅恪都是真诚的,道德的,而双方的格格不入却至于此。一个要革命,一个要守节,这一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了。问题是,陈寅恪为什么要对汪馪发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说出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答案也许就在汪馪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面。在这篇自述中,陈寅恪说: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这其实也是陈寅恪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在《答复》中开篇就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而碑文的核心和灵魂,也就是这八个闪亮高岸的文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真正震撼我们的,也正是那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几乎所有人都很看重这八个字,夏中义也不例外。但他却把这八个字归到乾嘉以来的所谓学统里去了,并称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竟然能产生于毫无独立自由可言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且还诞育于文化钳制最烈的乾嘉时代,这本身便很可疑。就算是吧,话也不能这么说。学统,甭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终归是。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作为魂骨自然很好,但反过来把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将进去,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况且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也不是什么学统之类的玩艺可以得起来的。因为,就不自由、不独立了。什么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谓独立,就是不依附,当然也不依附于什么学统。所谓自由,则不但包括怎样想,也包括想什么,还包括不想什么。也就是说,想不想,怎样想,想什么,都是我的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按照这种思路去做学问,也可以自由地按照那种思路去做学问,甚至我还可以不想做学问。不想做学问,也是一种自由思想,却与学统无涉。当然,学问家还是要做学问的,但如果不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则那个自由思想仍不自由。

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学统问题,而是一个做人问题。我的观点是,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陈寅恪也就多了一分理解。

就说陈先生一再坚持的宗奉马列主义吧,是他陈寅恪反感马列主义,或者反对马列主义吗?恐怕未必。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任何不带政治偏见、有学术良知与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它持有一种敬重的态度。但问题是,这份敬重必须是我发自内心的,而不能是别人强加于我的。事实上,早在宣统三年,陈寅恪就已经读过了《资本论》原文,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阶级意识在政治斗争中的反映。就算没有这些,也不等于陈寅恪反对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结果,也体现着马克思的独立精神。不自由,不独立,哪来的马克思主义?难道《资本论》是按照官方意志写的,或者申请过国家级课题”?所以,肯定陈寅恪,不等于否定马克思。比方说,最为陈寅恪所痛恨反感的审查送检,不同样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马克思早就说过: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他们是相通的。

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高于一切的。既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比方说,尽管有陈寅恪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的夫子自道,友人吴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的理解回护,还是有不少人对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解,认为不值得。毕竟也就是一个柳如是么!小题当然也可以大做,但再大也是小题,而身为大师巨匠的陈寅恪,难道不该去建构更为体大思精的史学广厦?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值不值的问题。陈寅恪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值,梁宗岱种菜养鸡就值?梁宗岱是何许人也?他是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的异国之友,世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忘年之交,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他的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就连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也为之倾倒。然而他却去种菜养鸡!因为他作为外语系的大白旗,在1958年被劈头盖脸地痛批。他平时常常挂在嘴边的天才教育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那好,你们不承认我学问第一教书第一,我就来个种菜第一养鸡第一。不让种不让养,我还有喝酒第一、力气第一”(据说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70多个)。反正老子就是天下第一,就要天下第一,你他妈的能怎么样!这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了,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群众的震怒,被斥为对抗运动新花招,但也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为陈寅恪所理解。陈寅恪是很喜欢梁宗岱的。1961年吴来访,中山大学以陈寅恪夫妇的名义设宴招待,陪宴者的名单由陈寅恪夫妇拟定,而席中就有梁宗岱夫妇。余则为刘节夫妇、梁方仲夫妇和冼玉清,都是陈寅恪的相好相知。

实际上陈寅恪又何尝不是这样做的?他体弱目盲,当然无法去种菜养鸡。但他同样可以去不务正业。比方说,不上课,不发表论文,不做公认该做的大课题。陈寅恪曾自谓其《论再生缘》一文乃龄戏笔,疏误可笑,这决不是什么自谦自嘲,而毋宁说是自得自许,即作戏笔,不入时流。不错,我是要做研究,也可以做大课题,但必须按照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去做。如不能,则宁肯不做,或者去做无益之事,正所谓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做什么,也不在于值不值,而在于它是否本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如是,则值;如不是,则不值。而且,对于陈寅恪、梁宗岱他们而言,只要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哪怕是著书唯剩颂红妆,哪怕是一腔心事付荒唐,一旦做了,也一定是天下第一。一流就是一流,他变不了二三流。

梁宗岱让人激赏和敬佩之处正在这里。陈寅恪让人震惊和敬重之处也正在这里。这也正是我不想多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陈寅恪的原因。毕竟,学术成就再大,也是有限的,何况其思想还囿于咸丰同治之,其议论还近乎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并不多么值得肯定和赞扬。又何况陈氏的著作中,也确实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往往呈现历史的羁绊,乃至某种陈腐的情感”(如被林贤治指出的没落士大夫情调”)!但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却是超学科、超学术、超时代的,也光是对做学问的人有意义。学术上的是非对错远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尽管陈寅恪王国维他们的追求,距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由还相去甚远,但能有此一说,便已属不易。至少,他们在尽可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而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首先是顶不住。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我在《闲话中国人》等书中多次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总是想附在某张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上。因为单独的没有意义。单独的,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上,那还是分子?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上;要想不附在某张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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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培养一代雄健的国民(吴非)
2014-09-29 23:19
    

培养一代雄健的国民,要有三五代教师持续站立的姿态

吴非

每听到铃声,我还是习惯地看看表,想着这是第几节课,是预备还是上课铃,别迟到了。

其实,我是不会迟到的,我退休几年了。偶尔学校会请我给学生讲个话;有时走在路上,会有学生认出我,惊喜地喊老师好。我对青年同事说,正常情况下,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一名教师的职业生涯只有三十多年,不要觉得漫长,总共只能上一两万节课,你要慢慢地享受,慢慢地。算上插队期间当过两年代课教师,我实际教龄只有31年,青年教师比我幸运,很多人可以在讲台边站40年。他们会有更多美好的记忆。

 

后来的一切,都是因为志愿

1973年,在文革的绝望中,有位赋闲的忘年交说:你还年轻,不敢荒废,你去学天文,或者去读历史,然后就知道该怎样活了。这话有禅意,但意思不复杂。我明白,他是教我通达乐观:学天文,在星空下,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读历史,想象沧海桑田,必然感受到人生的短暂。然后不骄不躁,不生狂病,认认真真地做成一点小事。

四十多年前的谈话,影响过我,令我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思考什么事值得用一生去尝试。1977年考大学时,我三个志愿全填了师范。入学后,多次听到老师表扬专业思想牢固,不解其意。到中学工作几年后,当年大学老师告知:其实你的高考成绩可以报更好的学校。当年考试成绩对考生保密很荒谬,可是志愿是我自己填的,和考分无关,我在选择适合的职业。填报了这个志愿,我就去做了,最后也从这个职业退休,这说明当初对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我实践了自己的志愿”——把一件事做到底。我毕业分配到南师大附中,直到从这里退休,也被人莫名其妙地表扬,说不容易啊!可是,无数中国人不都这样,世世代代在一块地里耕作吗?

总有一件事需要我去做,而且我能把它做好。有几回,在公开场合,大概是有些疲惫,同时在讲话中对教育现状表示忧虑,于是有同行叹息,称我知不可为而为之,刻苦钻研无私奉献而屡屡碰壁云云。其实又是误会:我从没奉献,从不刻苦,也谈不上坚守——我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只是有时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累;累了,我就放下手上的事,去想;想多了,也会累;但如果不想,心里就空了。有人认为即是好,我看未必,没有了灵魂,就会知道躯壳有多么轻。

因为职业生命中有热爱,因为发现了趣味,我就是这样站在讲台边上,一节课一节课地感受快乐,也时不时地有所忧伤,然而,这就是生活啊。曾有人问,为什么你能忍受简单重复的工作?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我的教学工作是简单重复,更不是忍受,我每教一遍课文,都能有新的发现,而每次面对不同的学生,我也会想:如果我仍然用以前的教学设计,这些学生会不会有独特的表现?

人们发现并遵从常识的道路多漫长啊!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想,如果当初就能明白那些规律就好了,如果当初社会能再开放一些就好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当时就感受到了职业乐趣。每天在学校,和老师学生在一起,都能发现有价值的事,这些事不断地启发我。当你的心静下来,成为一个观察者和倾听者时,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妙不可言。

多年前,有学生在作文中写道:“‘独生子女曾像一张孤独恐惧的标签,贴在我身上;但一年来,我一下子像是有了几十个兄弟姐妹……”——他或许是在冲动之下写出来的,但他的话感动了我;后来我在很多班集体都说过,随着岁月流逝,你们会珍惜青春时代的友情,而会忘却所谓的竞争和名次

毕业班常有倒计时牌,这无聊无趣的设计风靡全国。我的同事去听高三复习课,有位学生发言谈倒计时牌,与大部分同学以倒计时激励自警不同,那位学生说自己的伤感,因为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几十天了!听到她的述说,我也热泪盈眶。想当年,有学生在高考前一天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轻轻地说再见,亲爱的教室”……

如果教师不知趣,则会常有倦怠感。听同行发厌倦之语,我不奇怪,任何职业都可能有倦怠期;但我不相信一名教师从没感受过教学的快乐。和学生在一起怎么会没乐趣呢?那些泡在麻将桌边的人不知老之将至,那些饮酒者一餐竟日,而和一群活生生的学生在一起,互相倾听,教学相长,渐入佳境,怎么反不如打牌喝酒?一些同行热衷应酬,送往迎来不以为苦,一谈到教学就叫苦嫌累。我想,也许各有各的乐趣吧。只有发现了职业乐趣才有可能敬业,不能想象一个人会认真地去做自己讨厌的事。

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会有6090同年段、不同学科的教师教过他,每位教师的工作在人成长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学生学语文共12年,其中高中阶段一年或三年由我执教,我未必有能力影响他的人生道路,也很难对他的语文习惯养成起决定性作用。但我不能因为个人作用微不足道就无所作为,同样,我不会因为这些工作有可能被视为例行重复而放弃寻找乐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是教育常识;同理,热爱也应当是教师的职业动力。虽然各有所爱,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是对职业品质的认识。物质诱惑往往只能维持一时,这类诱惑会令人失去自我。教育界诱惑也多,我不得不经常割席,但又不得不经常妥协,否则就成孤家寡人;当我发现学生的学习开始功利化、人生观也社会化时,我只能告诫自己:能做多少是多少能守一步就不后退。生活在人群中,我无法摆脱世事缠绕,但我记得自己的志愿

母亲去世后,我回校上班,走进教室,同学们向我致意。我对他们说:母亲认为我从小性急,一直怀疑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教师,为了让她放心,我一直在努力。我不知学生能否记住我的话,但我一直记得母亲对教师荣誉的爱护。

 

未来的文明大地上,有过我们的汗水

初上讲台时的激情,至今仍感到有意思。当时承担那么繁重的工作,读了好多书,还能腾出时间去挑战陈腐的教育观,几乎没空闲。年轻真好!我和同事经常互相激励: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去做,可能就没有人做了,我们来做吧。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奖金,但有洪波涌起的思想启蒙,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那时在学校遇上不理解的事就直说,无所畏惧地批评领导:育人目标不要搞假大空你们班子的决策是错的。那时很多老师都能正常地说话,比如公开质疑:凭什么要在总结上写在局领导和校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没这回事呀,明明是老师们的智慧,大家克服困难摸索做成的,要不我们哪里有乐趣?我们不是受操纵的机器人,不是可以随意拧来拧去的镙丝钉

 社会有积极的进取心,尊重有理想的人,人们考虑问题就不会太复杂,克服困难的勇气也比较强。然而,很多事也让我困惑:那些本来简单的教育常识,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中,会逐渐被歪曲得繁复暧昧,遥不可及?为什么一名教师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同样的问题,无数教师都看到了,为什么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跪着读书,跪着听旨,跪着教书,教育怎么可能立人

有激情是因为有理想,有梦。没有理想,没有梦,可能很难面对那么繁重的工作。九十年代,有次在外地参加某报座谈会,我谈了自己的职业观,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说某作家称我是末代理想主义者。我没想到自己以四十出头的年纪就能成末代。当时我说:她可能是开开玩笑的,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她也是有理想、有梦的。又是20年过去了,我们仍会看到很多青年带着理想、带着梦,到处生活。教师面对少年儿童,面对青年,他们每天在看着我们,如果一群有梦的学生遇上了无梦的教师,这代人还会有明天吗?

恒久的理想,要有理性支撑。教师最好的职业状态,是既能保持教学激情,又能理性地看待教育对人的作用。从教七八年后,我开始深入关注一些事,也许是有了一些观察的经验,特别是自己教过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启发我的深度思考。面对学生的种种表现,我会想,他(她)离开学校后会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们的性格习惯,从他们对人和事的态度上,推测未来。我从种种教育细节上,发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学会理性地分析自己的教学,我想到,我和学生的共同课堂,应当由我们作主;教科书的设计未必完全适合我们,专家的观点未必正确;课堂的生命活动,教育学教科书上没有描述,教师则能感受到那样的灵动;我的课,必须有,对学生而言,也必须有他的那个”……在这日复一日平凡的教学中,勤于思考的教师总会有自己的体验和发现,这样的经验,书本没有阐述,而它往往具有独特价值,特别是在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时,常常会成为教师的教育本能,素养风格往往也是这样形成的。教师在从事一般人所认为的简单重复的工作中,能发现一般人忽略的常识和常理,对一个个具体的学生而言,他的实践具有独特的魅力,无可替代,从这个意义而言,每节课都将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崭新的。

学生回忆中学时代,他们的记忆让我对教育的观察思考逐渐变得清晰。一些学生提及我常说的一句话:人生很多事,20年过去,一朵小浪花。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只是我常说,影响了学生,让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豁达、从容。我由是想到,很多说教其实没用,能让学生铭记的,往往是教师自身对待事物的思想和态度。

 我从精神饥荒的年代熬过来,总渴望能多读点书,面前该读的书太多了,而我的阅读总是那么可怜。我读书比较杂,大部分是教育教学之外的书,但在阅读时我没忘记自己的职业。取法乎上,视野开阔了,反观教育教学现状,常有顿悟,很多教学上的智慧,就是人们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启示,就是依据常识常理的课堂表达。教师有职业追求,也有个人的精神世界,我从二者的联系中观察学校发生的教育,往往能看到更多有趣的事物。

课堂上发生了多少令人难忘的事!近两年,我在思考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回顾自己的课堂,写了一批笔记。课堂上发生的事,只有浸润其间,沉潜于教学中的人才会发现趣味。比如,教学中总有买椟还珠的现象,你以为学生记住的是知识,可是他们记住的却是教师无意间的某个思路,这个思路给他重要的启示;教科书的教学设计未必适合你的学生,教师量体裁衣式的自行开发,才是最有用的教科书;课堂提问,学生答错了,但有时答错了反而更美,我会惊讶地赞叹,学生从我的神态中获得的更多的启示,而在我不过是本能的反应。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爱因斯坦所说的教育要培育和谐的人是多么富有理性,也越来越发现教育的人道精神对教师的职业实践是多么重要。时下社会很在意教育的含金量,具体到教学,体现为分数至上,即含分量;学生走出校门,缺乏社会责任感,是非观念淡漠,则是含人量不高。能指望一名没有趣味、没有理想的人有创造的激情吗?我强烈感受到,要办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也要办对教师的职业生命负责的教育。教育原则被歪曲,教育必然失去价值,教师的职业观也会错乱。

去年参加1993届学生毕业20年纪念,有学生说,当年上课,老师拿着一本词典,感慨地说我中文系出身,还有这么多字不认识,怎么敢不学,这话让他时时想起,手不释卷。另有学生问大家,是否记得进高中后第一次作文的题目?他说,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大字——“从夏到秋从那天起,我第一次有了沧桑感,每年我都会在想,又从夏到秋。我没想到,自己出的一道作文题能让学生记住二十多年。还有学生撰文回忆,30年前读初二时,因为怕写作文跑题而不敢下笔,老师告诉他:不要怕走题,先把你想写的全写下来。他认为这是最实用的写作指导。我说的这句话,教科书上没有。

 我看到,多年后同窗相聚,仍然能在一起憧憬一百年、两百年后,科学技术发展将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他们会为节省一张打印纸而重新设计,他们在聚会时互相提醒不要留下垃圾……

鲁迅说得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学生记住了那些正确的话,证实我们先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任何社会的崛起,都得看三五代前人们所作的努力,看当时的教师是怎样工作的。培养一代雄健的国民,要有三五代教师持续站立的姿态。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到处生活,无论什么职业,一旦被人热爱,就会成为他的宗教,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他都努力地把它做到极致,人类文化和文明就是这样出现的。

很多人崇仰瓦尔登湖边的梭罗,言必称梭罗,他们时时幻想进入那样的澄明之境。他们慕名来到了这个林中小湖,却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美,也无法品出诗意,他们想象不出一个孤独的人在这里如何生存,于是他们惊叹梭罗的不容易坚守,他们拍了照,过了一会儿,纷纷驾车离开。这里太寂寞了。一百多年前,这里无人知晓,惟其如此,沉静的心,简朴的生活,思考的习惯,熔铸出了品质

20116月,我体力不支,决定退休。最后一次课是选修课,谁也没想到,我也没说。我不需要任何仪式——没有哪个农夫会一本正经地在农田里举办退休仪式。我一如既往地上完课,铃声响了,我缓缓地对学生说下课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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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魏德圣:我为什么亲日仇日?
2012-06-22 10:48
    

五月份《赛德克·巴莱》渡过海峡在福州院线上映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将近高考,陪着高三的孩子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充分安静的心可以去欣赏这部影片……好在这是个不必依赖影院看电影的时代了。我对所有二十岁以上的朋友推荐这部史诗型大片……形象大于思维,片子让我们能感受的,也许比导演所传达的,更深远……

魏德圣:我为什么亲日仇日?

—— 专访《赛德克·巴莱》导演

作者:特约记者 韩福东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05-11 

  “你想过么?我们已经是好几千万的富翁了。”那一天,魏德圣骑摩托车送老婆上班,在将安全帽递出时,他突然说了这句话。夫妻俩面对面微笑了起来。此时,《海角七号》在台湾的票房已经冲到3亿台币,魏德圣每天忙着受访、座谈,行程排得满满的,这是第一次与自己心爱的人分享有关金钱的喜悦。
  微笑过后,魏德圣听见老婆说:“你不是又要拍《赛德克•巴莱》么?”话题突然就变得沉重起来。“我们又回归理性了。”
  导演《海角七号》让魏德圣暴得大名,拍摄期间因借贷而产生的困扰也都成了回忆时会心的佐料。但魏德圣决定即刻投身下一部影片《赛德克•巴莱》的拍摄中去:“我要履行承诺。我并没有因为《海角七号》的成功,就忘了这件事。当初说要做,我就真的会做。”
  2000年,魏德圣完成了《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创作,获台“新闻局优良电影剧本奖”。为了吸引投资,魏德圣在老婆的鼓励下,于2004年斥资200万台币拍摄了《赛德克•巴莱》5分钟的试拍片。这部片子在网上流传,但终未能为他赢得上亿元的投资。
  这一年,魏德圣35岁,他已经写了几部不错的剧本,也在著名导演陈国富执导的影片《双瞳》中担任策划兼副导演。他有拍摄电影的梦想,总跃跃然想要亲执牛刀。《海角七号》所带来的声望,让耗资巨大的《赛德克•巴莱》的拍摄成为可能。但这个过程仍然充满波折,资金链的断裂导致罢工,甚至在拍摄关键时刻连买子弹的钱都阙如。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
  这是一部有野心的历史影片。它要处理几个棘手问题,包括原住民部落内的相互仇杀和日本殖民时期的统治与反抗。它能获得大陆观众的认同么?
  
走一个自己的身形出来
  《南风窗》:在谈到雾社事件时,您说“一个信仰彩虹的族群,跟一个信仰太阳的族群,他们在台湾的山区里面遭遇了,他们为了彼此的信仰而战,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信仰的,其实是同一片天空”,原住民是为了死后上彩虹桥,那日本人为了什么信仰而战呢?所谓“同属一片天空”,又是指代什么呢?
  魏德圣:当时我是想用更大的宽容去看待整个历史。我会有一个想法,日本人崇拜的是什么?是樱花,是武士道的精神—樱花瞬间灿烂、瞬间结束,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一些理念自杀切腹。原住民与此其实是接近的。日本人是为了武士精神,原住民是为了信仰。
  我不想在电影里面批判谁是绝对的对,谁是绝对的错。日本这个族群是信仰太阳的,原住民是信仰彩虹的,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去战斗—我指的是最后那一场战斗。如果他们信仰的是有不同表现方式的同一种精神,那为什么要不停地来报仇?最后的结果,是原住民杀了全部在雾社的日本男人、女人、孩子,一个都不留。日本派3000个军警来,不只是打死300个原住民而已,那些妇人、孩子也都以一种接近灭族的方式自杀,后来日本还煽动原住民部落去攻击剩下的妇人跟孩子。在所谓“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又要那些已经长大的幸存孩子到东南亚去打仗。
  这个报复的意义在哪里?我希望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整个历史事件。
  《南风窗》:
您所谓的“和解”不只在原住民之间,也要在原住民跟日本之间,或者说台湾跟日本之间产生?
  魏德圣:希望嘛。但也不能真正地叫做和解,应该说包容那段历史。历史的伤害已经产生了,我们能不能从更包容的角度去看待它?能不能从伤害里面去找到养分,而不是一直活在仇恨跟遗憾里面?和解的目的不是原谅日本,而是走出自己的骄傲,走一个自己的身形出来。我一辈子活在伤害跟恨别人上干什么?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是带着罪恶出来的。
  对于日本那块儿,我能够做的宽容就是不去丑化它。即使你是坏人,我给你个原因,这样而已。既然被日本统治是不得已的,我为什么要恨自己被日本统治过?一定要背负一个包袱?
  
放下历史中的爱与恨
  《南风窗》:《海角七号》放映后,就有人撰文说您亲日。
  魏德圣:我为什么要亲日?日本给我钱吗?同样我为什么要仇日呢?日本人没有杀了我。我为什么一定要亲谁仇谁,我不能活出自己的样子吗?我不能讲述“请看我的表现,不要看我的出身”么?我一定要活在历史的这种罪恶里面才能够成长么?台湾人最大的矛盾就是在这里了。
  我也不想反驳了。因为越描越黑。我心里说我没有就好了,但是你为什么要说我有呢?我也搞不懂。把人家的一个单纯的创作动机当成是好像有很多政治意图。我也不是搞政治的,我也没有政党的属性,我只是一个电影人。
  《海角七号》跟《赛德克•巴莱》放映的时候,我有往哪边站吗?我靠到国民党那边了吗?我靠到民进党那边了吗?民进党来看我包场,我谢谢;国民党来看我包场,我谢谢。哪个政治活动要我出席,我什么时候出席过了?他们要我跟他们的党主席在一个场合对谈,我什么时候出席过了?全部拒绝啊。为什么要有人给我贴标签?他们去贴吧,我不在乎。
  《南风窗》:
台湾一些政治人物给人的感觉很亲日,譬如李登辉。
  魏德圣:李登辉亲日那是他家的事,不是李登辉亲日就表示全台湾都亲日。
  我们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活出自己的样子,不要老是活在过去,就是包容—包容了全部的历史。
  全部都算了,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能不能从这个历史的伤害里,开出一朵漂亮的花来,而不是让历史变成我们永远的恶臭?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意思是这样,尤其是台湾现在越来越文明,网络时代大家接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也是越来越宽容的。
  《南风窗》:
对于历史的宽容,在台湾,代际之间是不是有差异?
  魏德圣:有啦,从日本时代走下来的台湾人,基本上还是活在那个历史里面,所以他的爱恨是很强烈的,是矛盾的。日本人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矛盾啊。不能说爱也不能说恨。有些人一直被日本人处罚,那些人是很恨的。还有的人,举个例子,你原本在我家帮佣,我把你当奴隶来看待,对你很不好。帮佣做了那么多年,你对我是恨的。可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所有的财产不能带走,就送给你了。无缘无故得到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的资产,你该恨我以前对你不好,还是该爱我送给你这么多你这辈子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呢?
  这就是台湾人矛盾的地方,心理层面跟生理层面的这种极度反差产生了矛盾,我到底是该顾我心理的感受还是我生理的感受?特别是在日本时代挣扎过的第一代,确实有些是极度的仇恨,有些是完全的接受,有些是在爱跟恨之间找不到平衡点的那种。第二代因为仍然听父母讲述,还是有一些解不开的爱恨。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应该用更远一点、更客观一些的角度去化解,或者说包容过去那些好与不好的事情,走出一个自己该走的样子。
  《南风窗》:
长辈们对您个人,是否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您对日本也是有爱有恨?
  魏德圣:都有啊。因为我是第三代的,所以还是听故事的心理,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没有感觉到那种痛。再加上老人家在讲述的时候,有时也会把过去那些事讲成玩笑话。
  《南风窗》:
都已经被解构了?
  魏德圣:当然会了。我就听有的老人家在讲,他跟谁在赌博时被日本警察抓到警察局打,一直打。一共三四个人,打到大家都很痛。有一个人长得很好笑,每次被打的表情就很好笑,他看了就很想笑,他一笑就被警察踹,一下哭一下笑,就这样子。他都用这种角度去讲,我还能用什么角度?很惨的过程,都在里面找到可以娱乐自己的过程。他都宽容了,你干嘛还要在心里面装个仇人?
  
有反省才有救
  《南风窗》:《赛德克•巴莱》在台湾获得很大好评,但大陆的影评貌似批评更多一些,包括有评论说是“伪史诗”,还引发台湾媒体的反击。
  魏德圣:大陆的影评是根据威尼斯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我已经毁掉了。因为那时候完整版(4个半小时)还没有做好,威尼斯那边就入围进赛。入围进赛片要求剪成两个半小时,只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而已。整个故事的架构才刚弄完,也就剪得很突然,我们只能用删掉的方式而不是重组的方式来剪辑,很多情绪还没有到位。现在的版本解决了那些问题。
  《南风窗》:
就您的接触和观察,日本方面对《赛德克•巴莱》的反应如何?
  魏德圣:我们原本就很希望在日本放映。今年3月份大阪电影节邀请我们去放上下集完整版。其实这部影片对日本的挑战更大,所以我很紧张的。
  在台湾,因为做了很多的宣传,所以观众进去之后可以先放下武装,先听听电影想讲的是什么。但是在日本是没有做这个准备的。大家只是听过台湾有个《赛德克•巴莱》,好奇但不知道做成什么样子。观影时,满满的人。虽然说是在讲化解仇恨,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不知道能不能走得出来,因为他们的角度毕竟跟我们不一样。
  看完片之后,又选择一个白天做了一场座谈,面对观众。我其实是蛮感动的,他们可以接受,虽然也有尖锐的提问。讨论完了之后,我还问他们:先不要说你的那些评价,我就想知道,作为一个观众,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们说:身为一个日本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喜欢这部电影的,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其实都应该要看这部电影。
  这个答案让我更感动。历史,当大家都愿意去思考去反省的时候,就有救了。
  其实看过《赛德克•巴莱》之后,你就会了解我的想法,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影像的魅力就是可以用画面诠释想法,没有画面单纯用文字讲的话可能会造成误解。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批评一些什么东西,其实真的没有。我觉得有时候用作品来跟观众沟通是最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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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潘采夫: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2012-03-08 11:03
    

建议小孩子读胡适

潘采夫 @ 2012/3/7

       刚刚过去的224,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可去戾气,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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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晓松醉驾案”而感
2011-05-18 09:55
    

由“高晓松醉驾案”而感

昨天北京三起醉驾案开庭,审结两案;音乐人高晓松被判六个月监禁,并处罚金4000元。从刑罚而言,六个月监禁,这是醉酒驾驶的上限,我个人觉得判罚尚可,毕竟他造成了四车追尾的直接后果,而且,以我对高晓松的臆测,这也是他可以接受的刑罚。

艺术家入监,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生体验的丰富。几天前我对家人笑谈,说以后高晓松可以写出一支比陈佳明更好的《铁窗》。有人也许觉得这是一种冷漠的态度,但我以为坦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今晨听“中国之声”有关“高晓松醉驾案”的报道,听到了更细致的情节。庭审过程中,高晓松对自己的酒驾行为供认不讳,他还主动打断自己的辩护律师,称辩护已无必要。而在自我辩护环节,说了这样的话:

昨天下午我第一次离开看守所,戴手铐脚镣坐在囚车的地板上,看着车窗外自由的阳光……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没想到却因喝酒失去了自由,就是因为我的喝酒行为,严重侵害了别人的自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是我自己长期以来浮躁自负的结果。我愿意以最大诚意,来赔偿这次事故中的所有损失;我愿意终身做义工,宣传不要酒醉驾驶,我愿意拍摄宣传片,来告诫每一个喝酒的朋友,酒令智昏,以我为诫。

这样一段话,是不可能出于律师的授意的,亦不像是为博取同情而矫饰,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高晓松略显动情的声音在我是耳膜振动的同时,我真的感到了,我的心里也有一种感动,而且不由自主地就微笑起来。我知道我之前对他的臆测,确实不错,而这是基于我对他的歌的理解,对于一个真正的音乐人的了解。

高晓松最流行的作品,是一些蓝色调的情歌,像《同桌的你》《模范情书》《恋恋风尘》《月光倾城》《流浪歌手的情人》之类,但我十几年前听他创作的歌时,就注意到了一支刘欢演唱的《好风长吟》——

每次听你们 喊在千山外  你们的呼唤 我依稀明白   从没见过冰山 你说那儿的天蓝  马奶酒喝不醉 雄鹰在你肩上飞

一剑荡平阴山的墓碑  一骑独行万里的骨灰  一场大雨淹没的功罪  西出阳关就没人再回

江流千山东 小舟从此终    听好风长吟 望美人如梦   不看明月雄关 不留飞燕玉环  相逢谈笑如狂 别时沽酒在肩上

喝罢黄河之水天上来   酒醒杨柳残月且偷欢    唱罢笑傲江湖祭沧海    雁渡寒潭有几只回还(高飞)

这是一支很有武侠情怀的歌,以刘欢的高亢低回演绎而出时,真有一种令人荡气回肠之感,亦如李白的《将进酒》一般,道尽大悲大欢。我想创作这支歌时的高晓松骨子里的桀骜不驯正当蓬勃,所谓人世悲欢,是他的桀骜与前人文学相遇的结果吧。

然而从前的高晓松毕竟是没有经过大坎坷的,顺境令他的创作如今几近枯竭;其实太多的当世流行音乐人都有这样的悲哀,故而他们要借酒精甚至罂粟之类来“刺激灵感”。

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人生应如何点燃一朵又一朵花火?这个问题也许会困扰很多人。艺术家们常常是在顺达中湮灭的,故而许多人相信“文章憎命达”,我亦然。

对酒、对自由、对荣辱之境,艺术家的理解,也常常是哲学层面的;他们体验着人生的跌宕,并以超越现实的态度去思考,才有了“有思想的艺术”。但愿高晓松此番劫难,亦有这样的意义。诚如此,就能如王国维所言: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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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吃,是很纯净的动力
2011-05-02 16:05
    

今天(2011年5月2日星期一)在CCTV新闻频道看到的一则新闻,让我很动心:

在台湾,有一家“掌生谷粒”的卖粮商号,它的创办人是一对原本从事广告业的夫妇。这对夫妇都热爱美食,有一次,在台东地区吃到了令他们满口生香的好米,于是念念不舍,前去产地探访,遇到了一群“快乐的农夫”,与他们聊天,对这些农夫单纯要种出“好吃的米”的心思所打动,于是,创办了这家米店。他们为这些好米,书写农夫们平凡的故事挂到网络上,设计淳朴精致的包装与消费者分享田园的清新,甚至为去异乡的游子专门制作了用于寄送好米的航空信封……

在整个报道中,最令我动心的是老板娘程昀仪的一句话:

“我和老公都是爱吃鬼!我相信,爱吃,是很纯净的动力。”

 

看老板娘纯纯的笑,说她的贪吃故事,为了吃到好米,跋涉寻访;而后又费尽心思,为全岛“爱吃鬼”提供好米,真的觉得很感动。

国人曾经受到很多的教育,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是,“无私”的匾额下,又有太多“损人利己”在暗渡陈仓,这样的阳奉阴违,也是名誉异化的罪恶。

可是,就回到一件最单纯的“爱吃好米”的事情上来,老板娘推己及人的分享,一定充满着职业的快乐,不避讳自己是“爱吃鬼”,而能推及天下同样爱吃的人的心情,是多么美好。而今,我们的报道里,有太多诸如 “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的言辞,多么可悲!

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一下子就想起苏东坡来了。苏东坡的乐趣,实在太多了,可惜他的一肚皮“不合时宜”,却让他很受伤。即便如此,烹制东坡肘子也好,日啖荔枝三百颗也好,历史上留下的他的“爱吃鬼”的明证,却让我们更乐于亲近他。也许,在他竟然不像其他流放者那样埋骨于琼岛、而能回到中原的奇迹里,就有这样一个纯净的动力吧——再吃一口中原的猪肘子!

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好的一切,都让我们好好珍惜并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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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日(七)聆听钱理群
2011-01-13 23:53
    

聆听钱理群

今天下午,在未名湖畔再度聆听钱理群先生的教诲,原以为只是重温,但竟颇多新知,令我惊喜异常。

老先生与两年多前风采无异,而且笔耕不辍的同时依然用心在一线践行他的理想,我以为整个语文教育界对他都应怀有敬重之心。

他谈及中学语文教育的压力,说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在一线,而创造力也在一线,他很看重一线教师的努力,在他近期的书《做教师真难真好》中便是十位一线教师的苦乐与坚持;而他也继续关注语文读本的编写,除此前的《新语文读本》外,去年又编撰了《诗歌读本》,希望中国人实现“诗教一生”,还编撰了《地方文化读本》(北京、上海、江南、贵州),旨在让学生从小建立起与脚下的土地、父老乡亲的紧密联系,对土地永怀深爱。

回到他报告的主题“鲁迅与中学教育”,钱先生跟大家重点谈应该如何认识鲁迅的问题。

他首先谈了鲁迅作品在民族文化及基础教育中的地位与意义,认为鲁迅应定位在“民族思想源泉性的作家”之列。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歌德之于德国一样,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底色”,必须进入民族的基础教育,如《论语》《庄子》《唐诗选》《红楼梦》和鲁迅作品。当然,屈原作品与《史记》也可考虑。对鲁迅作品定位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高度,以他的作品激动学生心灵中最根本的情感、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列举自己在中学进行鲁迅作品教学实践中所收集的学生调查来说明这一点。

其次,钱先生谈到鲁迅不惟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作品,可谓“现代汉语之文学范本”,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融入了外来语与方言,把现代汉语的抒情表意功能发挥到极致,兼具汉语言“音乐性、装饰性、游戏性”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一点,钱先生举了大量的例子以印证。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但不一一罗列了。料必在他近期的书中有所阐发。

第三,由王富仁先生首倡,众多学者达成共识的是,鲁迅的语言,是最展现人性本真的语言,恰好是与儿童的心理感受一致,其实是最好懂的语言。这一点,我从前读鲁迅作品《作文秘诀》《五猖会》等时,就有深切感受,其实许多鲁迅作品,有时候是被意识形态的过度诠释后变得远离了孩子。钱先生谈到鲁迅作品与性格中本真、温润、柔和的一面,他在许广平的眼里就是一个“老小孩”,只是严酷的社会环境,使其将赤子之心遮掩起来。他复杂中有单纯、深刻中有平常、荒凉中有温暖,而单纯平常温暖才是真正的底色,基础教育更应该让孩子们先看到这一底色,而后再看严肃荒凉的一面。让孩子亲近鲁迅,教学中应找到其作品与孩子心灵的契合点,使孩子们与之精神对话。同样钱先生又举了许多例子,谈鲁迅作品与孩子心灵的契合点,他认为这样进行鲁迅作品的教学,哪怕煞费苦心,也是值得的。

我体会“亲近鲁迅”的话题,与几十年来将鲁迅置于思想家的崇高地位有关,强制性的思想灌输的惯性,使老师们总在挖掘“深刻思想”,甚至用意识形态的解读形成话语暴力,渐渐使孩子们畏惧鲁迅作品。我自己的孩子大约在初中一年级起,就常自己埋头读《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竟然常常读得嗬嗬地笑起来。我之所以不指导,一则不自信,深怕解不透,这或许是自己作为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余悸;二则很希望他们能保持这样的兴趣,解透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听罢钱先生的话,才了然其中缘由。

而后钱先生又以本校日亮师等为例,谈了如何以“文心”会鲁迅,教导大家应从文本的感性、细节入手,一步步挖深,让学生有在蓦然间与鲁迅的灵魂相遇之感。我想这不仅是鲁迅作品,对所有经典文学作品,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用心去教。当然,首先要我们自己爱读鲁迅,诚如钱先生所说,读鲁迅作品,提升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境界,可以使人生形成大气象。

最后钱先生提出我们应具备的两个方面,一是“韧性”,二是“智慧”。在教育过程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韧性地坚持下去,是自我的生命需要;在现有体制下找到空间,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坚持下去。先生此言何尝不是庖丁解牛?深得我心!。

20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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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日(四)文心如泉
2011-01-12 13:14
    

文心如泉

——苏立康教授之印象

今天上午听取首都师大苏立康教授的报告。她报告的题目是《语文教师培训的目标设计与内容选择》,从题目看,这是讲给培训者听的,但她涓涓泉流般的讲述,还是吸引了全场所有人,虽然此中有不少是一线教师,而非专门从事教师培训的教研员。

她谈到读书,谈自己和朋友们的读书经验,不仅是中文专业的书,还包括哲学、方法论等。我远远地望着她,聆听着,感觉与她七年前初识时几乎一样,而她已然退休10年,也就是说,已是古稀老人了,但她的音容,还只是知天命之年,这足以令人赞叹称羡了。

我无法知道她有怎样的养生之法,但听得她2005年读某本书开始了一段新的探索时,深深地感佩,她的心,犹如一潭活水,深邃而清澈。

我自己年近七旬时还能像她一样,让心灵依然向知识敞开么?我不自信。

 

课间有十分钟休息,便有几位老师拿了书本去请她签名。这是几天来罕见的,有的专家甚至颇受听众腹诽,更不用说签名了。我素来不爱做请名人签名的事,但今天不由得也凑了上去。

我将书递给她时,她望着我说:“我觉得你特眼熟!”

我颇有受宠之感,忙说:“我03年在大连参加课堂教学大赛,见过您……我是九五至尊VI-www.9599888.net的……”

她马上很开心地说:“哦,想起来了,我还跟日亮老师提起过你,你说 ‘我们语文老师要耕耘文字’……”

“是的,是的,谢谢您还记得。”我不敢多占用她的时间,接过签好名的书本,回到座位上,依然远远地望着她。

 

03年在大连参加课赛,四十几位选手中,唯我是不用多媒体课件而只用一支粉笔上课的。课后,当主持的老师替我打圆场,说我是被临时提前而PPT未带来时,我很坦然地跟大家说:“我其实并没有为这次课赛准备PPT,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语文教师该是耕耘文字的,即便在被称为‘读图时代’的今天。”这话得到了当时的首席评委苏立康教授的赞赏,是我未料及的。而她当时对全体参赛教师说的“上课时心里总装着学生就行了,让学生有收获,是最重要的”一直成为我此后教学中的一杆标尺。

 

转眼七年已逝,讲台上那位令人尊敬的女士,风采依然,也许她不会想到,她的几句话,对一个晚辈的影响会是整个职业生涯。

今天她又有几句话,镌刻到我心里了——

“一个语文教师,是要有自己的追求的,有时候还要受得住寂寞。”

“读书,接触新知,产生新的想法,于是钻研下去,做成自己的学问,是很幸福的。”

“学科教学知识为实践能力,转化的关键是:观摩、聆听、理解、比较、反思。”

“反思,是一个教师的成长之路。”

 

她为什么不会老呢?只因她文心如泉,涓涓不舍。

2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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