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微博能否改变中国?
2010-11-24 15:05
         在今年记者节期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人民网、新华网、《青年记者》等中国新闻媒体,联合开展了涉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46个城市的120多家媒体的调查,其中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微博被认为是2010年最值得尊重的媒体。

  接受调查的绝大多数是新闻从业人员,样本比较单一,这个结果能代表多大的公众认可度还很难说,但尽管如此,仍能看出微博在短短一年之间对社会的渗透程度,大量媒体人成为微博用户,被微博影响,这导致在他们所服务媒体上微博内容的提及率极高,进而也影响到媒体受众。记得上海11.15火灾那天,笔者正搭乘出租车,收音机上央广报道此则新闻,干脆直接大量引用新浪微博上网友发布的现场目击报道,连的哥也赞叹:“您说有了微博这东西,是不是想捂住点啥就难多了”。

  观察家和研究者已经为微博定义了很多深刻的积极意义,比如传播微言大义、促成公民记者、围观改变社会等,围观是不是能改变社会自然尚需时间检验,但对笔者个人来说,微博确实对以前的很多习惯造成了改变,而且,我不敢确定,这些习惯是好是坏。

  最直接的改变是在互联网上沉迷的时间大幅增多。十多年以前,作为国内较早的互联网用户,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高度沉迷于互联网生活,热衷于网络写作和论坛交流,但随着网络的普及、用户的纷杂以及商业因素的增多,这导致互联网带给生活的困扰逐渐抵消其能带来的福利,于是下意识地减少了在网上滞留的时间,QQ基本不再使用,MSN长期隐身,生活清爽多了......直到遇到微博这种东西出现,我又重新回到一边刷新微博页面,一边焦虑地计算剩余写作时间的尴尬处境。在国内,虽然大家公认微博是一种新媒体,但说穿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既然是社交,就有所谓社交的大部分固有缺点,有虚假与虚华、虚荣与虚伪——这些缺点甚至可能被微博放大:比如,因为在微博里粉丝数是衡量一个人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在淘宝上就有大量专门买卖粉丝的交易存在;再比如,因为微博里的转发数是衡量一则消息影响力的重要标准,所以就有人热衷于传播假消息;至于说不停地刷新个人页面看是否有新关注或新回复,据网络心理学家分析,这说明微博使你变得更自恋。

  病毒式传播加口碑传播构成了微博的类似“云传播”的特点,这极大的促进了受众与信息的贴近度,但同时,它也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所谓信息茧房,按哈佛大学法学院桑斯坦教授(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所定义是,是指网络的广泛使用,让每一个网民都只获得自己所喜欢的信息--因为志趣相投的人往往只喜欢和他们圈子的人交谈。他认为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这样才能防止社会分裂。微博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正是通过“follow”来自我定制想听到的信息,这等于自制了一间信息茧房。我最近的一个不好的体验是,11月23日我从早晨7点钟开始上了两个小时微博,居然一直没关注到“柬埔寨数百人踩踏死亡”这样的大新闻,这与我被微博垄断了信息来源这一现状有关系(把新闻与社交结合,微博显然抢了不少门户网站的流量),与我更关注自己发布的微博及读者的反馈有关系,更与我定制关注的人群性质单一有关系,更与微博用户乐于传播国内负面消息而忽视国际新闻有关系。你与一群人气味相投,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它气味的接受,所谓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它香,微博使我作茧自缚了——在微博用户中,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们都在微博上各自建造自己的信息茧房,各说各话,则无疑会加剧社会之间群体的分裂与对立。至少从目前已经看到的微博上发生的大量争执与谩骂、激辩与冲突来看,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微博似乎使编辑记者们的工作变得更简单了。现在报纸杂志上有大量的微博内容,从专门的微博语录专栏,到新闻报道后面的微博点评,当然还有大量在微博上因为名人口水而直接生成的微博新闻事件,现在,记者要找观点、找采访对象、找新闻线索、找新闻素材,直接上微博都可以解决。这些当然大大减轻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难度,但长远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刚进新闻行的时候,曾经在某杂志主持过一个语录栏目,由于费力四处搜罗名言警句而很受读者欢迎,这要搁到现在,大概离失业就不远了,因为微博上到处是名言警句,这种栏目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人说,如果微博这个自媒体得以普及,媒体从业人员可能萎缩,只剩下低端拷贝粘贴整合的劳力,以及高端的确实能创造高附加值的顶尖记者,中间的只靠找新闻为生的平庸之辈可能要另谋职业了。这话不无道理,因为微博用户通过集体推送信息的大众智慧,已经很好地代劳了找新闻的工作。

  在中国,人们对微博的最高期待是“围观改变中国”,希望借微博凝聚的公众关注度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个很好的愿景,但以我个人对微博的体验来看,所谓围观性参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很值得怀疑。大多数人只不过通过微博宣泄愤怒或者同情等情绪,然后转身回去继续生活,这世界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这么一条被转发几百次的短信:所谓公众热情,就像个轻薄浪子,一有事件则万众一声,施加巨大压力,把当事者搞得热血沸腾,一心奋战到底,但一旦下一个热点出现,公众热情立刻转移,只留下当事者孤身奋战,自生自灭。在缺乏有力民意代言人的情况下,过分的口水宣泄使参与变得简单,道德情感得到代偿后,反而很可能会消解以实际行动对社会的推动。类似的例子发生在经济领域,为了治理拥堵,伦敦对进城车主收取机动车进城费,但后果之一却是一些原本已不开车进城的人却又开始开车进城了。以前,人们由于公德心或社会责任感而主动不开车进城,但在收取进城费以后,人们认为已经向社会付出了代价,对开车进城添堵反而变得心安理得......当然,微博的情绪宣泄功能也不是毫无用处,至少在中国,它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这大概也是微博得以继续安全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微博是否能改变中国,微博在中国继续火热趋势大概不会改变——只要有关部门不加干涉,这趋势不但是中国现象,在全世界也有规律,越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其国民对互联网言论宣泄的需求越大,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人们处在一个变化更快的社会中而更喜欢抱怨与牢骚。WPP旗下市场调研公司TNS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发达国家以外网民参与社交网络的热情,超出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期,在社交网络参与度网民排行榜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都位于前列,但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进入前十名。其中俄罗斯人在Twitter等微博服务上发贴最为活跃,其网民参与微博的比率达到32%;中国人在浏览他人微博帖子上花时间最多,巴西在参与社交网络方面名列前茅,而另一项来自市场分析机构ComScore的调查则显示,有84%的印度网民在使用社交网站......这四国,正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的所谓“金砖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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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我是一个科普工作者
2010-11-01 12:57
    
周有光先生近照。 凌代军 摄
周有光先生近照。 凌代军摄
《朝闻道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25.00元。
《朝闻道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3月版,25.00元。

  1月13日,“汉语拼音之父”(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个称呼)周有光老人刚刚度过他的第105个生日。

  除了耳力不好外,周老的状态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他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兴奋处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书,至今每月在《群言》杂志发一篇文章。遇到有好的网络文章,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

  自从85岁离开办公室,周有光离开了自己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深井”,发现深井外面有一个大的知识海洋。“在这个知识海洋里面我是一个文盲,我要赶快扫盲。” 从此周有光在家孜孜读书求知,亲朋好友给他送来各种国内外的书籍杂志,每个礼拜都有香港朋友给他寄英文的杂志。

  他看《纽约时报》的《年鉴》,读《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与最新的思潮保持接触。甚至在《世界是平的》中文版还没引进的时候,他就已经读过了英文原版。读书心得也写了下来,成为一篇篇随笔。

  日前周有光的随笔集结出版为《朝闻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命题:如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提出与季羡林“河东河西论”不同的“四种文化”论,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学者丁冬赞其文“理性、冷静、中肯、深刻”。网友赞他是“年轻的思想家”。

  周有光说,叫做《朝闻道集》是因为他猜想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人老了,只要在临死前明白了真理,也就无憾了。话虽如此,他还在每天看书,写文章。出版社责编对记者说,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本。

  科学要用事实说话

  南方都市报:《朝闻道集》的文字很清晰简明,像是普及读本。这是不是受了您做语言文字工作的影响?

  周有光:不错,我写东西尽量简单明了,预计不好懂的都要改掉。甚至我写的大学课本、文字发展史,我都要改到让中学生都能看懂。我说我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很重要。有些朋友写东西很好,但普通人看不懂,那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南方都市报:年轻时您接受进步思想,仔细研读过《资本论》,但现在您好像对它有不同看法?

  周有光:《资本论》影响非常大。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不强迫学生信教,很民主,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看了。

  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有困难。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有一种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二战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写起来当然困难。所以国外有评论说,“《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科学论证是要用事实来讲话的。

  南方都市报:你在书中说,“大同”只是一种理想。

  周有光:我说,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苏联瓦解后,历史学者经过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

  南方都市报:您为何对美国、苏联两个国家的发展史作特别的研究?

  周有光:是杂志社找到我写的。中国骂美国几十年又和好,美国究竟怎么回事?苏联为什么垮台了?这些大问题很少人研究,也很少人有耐心去看一本书。杂志社就希望我写一万字,把要点都写出来。我客观地写美国和苏联,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把这些看作是“科普工作”。

  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它违反了历史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深层是专制制度。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暖房经济”,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花就蔫掉了。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为了写这两篇文章,我看关于苏联的书有20部以上,美国的也超过20部。其中一半都是国外的书。

  南方都市报: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论”,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您好像不同意他的观点?

  周有光:那时有个记者采访了季羡林,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有参加讨论。我不赞同。从历史角度来讲,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欧文化,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个系统,不是两个。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后面三个合成一个,那不是完全错了吗?东方西方,是老的讲法,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

  南方都市报:您跟季老表达过您的意见吗?

  周有光:我跟他是好朋友,但学问不一样。有一次开政协会,我们刚好住在一个房间。我们之间聊天不讨论学问的,因为他的学问我也不懂,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我们没有矛盾,各讲各的。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南方都市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认为中国“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将胜过西方的论调又在涌动。您怎么看?

  周有光:我在这书里讲到,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D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

  我在书里有一个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较,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个等级。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D是人均一万美元以上,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国崛起说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中国的人均GDP只有E。还在第四等第五等,怎么崛起呢?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很高兴,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我是要讲科学的。

  为什么把这些数据列出来,因为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有一个笑话,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入美国籍。要考2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三权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我问她,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她说都很好,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她说,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

  南方都市报:您最早搞经济的,后来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

  周有光:19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在大学也是教金融。但业余,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看了很多书,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作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

  到了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我改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有文化受教育。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活一百年遇到倒霉事太多,但我不在乎

  南方都市报:您觉得改行改对了吗?

 ?个机构看得很重要。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解放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你年轻,不知道反右的厉害。

  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都是被关在监牢里20多年,后来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旧账了。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啰,反右也反不到我。不过到了“文革”,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机构,还是整个下放宁夏。

  南方都市报:沈从文是您的连襟,他当时处境怎样?

  周有光: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解放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较害怕。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他这个人了不起,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他无所谓,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刚好做研究。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自学成才,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

  开始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接触很少。解放后我们都在北京,往来很愉快。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他是个文人,不了解政治,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

  南方都市报:您的处境要好些?

  周有光:我跟他不一样,我可以说是新社会的青年。我去美国前就倾向共产党了。为什么我们这代青年倾向共产党?因为当时国民党是独裁的,共产党是提倡民主的。我一早就认识周恩来。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合作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周总理当时任副主任,每个月开座谈会都请我参加。因为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每次座谈会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我们当然认为,共产党建设的新中国当然是走民主道路的。

  现在很多青年问我,你当年从国外回来干嘛,我们今天还要出去。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们是经历过日本侵略的,所以非常爱国。那时回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从美国从英国回来的人很多。50年代开头几年也是很不错的。

  南方都市报:您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心态乐观?

  周有光:一个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我侥幸活下来。“文化大革命” 下放宁夏,造反派进我家里,把东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开阔。生活要有规律。我不抽烟,不喝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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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错误判断美国的目的 自毁长城[转]
2010-10-22 14:39
    

中评社北京7月29日电/光明网刊载作者辛一山的文章说,中国寓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讲的就是策略陷阱。

  一、

  某跨国鞋厂到中国的一个大城市拓展市场,发现鞋类市场居然给一个国营企业大比例的占有了。跨国鞋厂经调查研究知道国企鞋厂的主产品是拖鞋,因此打垮对手占领市场的针对性策略出炉------输出人才。人才是跨国企业的专属人才,他们在原属 
企业的工资待遇保持不变,照领。但必须到国营厂上班,国营厂所发的工资归这些人才个人所有。由于是跨国鞋厂出来的人才,具有国际的知名度。什么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等方面的素质确实一流,也正好是国营厂发展所急需的人才。

  不用讲,人才在国营企业里得到重用。人才也通过实际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什么减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市场营销体系、……。一切都是从国营厂的利益出发,并且所实行的措施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人才也这样获取了工人和厂领导的充分信任,厂里面已经对人才言听计从了。

  效率提高了,同样的成本可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很快市场饱和了。当然了销售策略怎么定要问计于那些从跨国企业出来的“人才”。人才介绍一些跨国公司的常用策略,什么桑地诺为了促进自己的销售额,故意设计产品的使用期限,衣服和鞋子一定时间后就会坏;三星手机设定一定期限后小视屏或其他零件出现故障;等等。并指出拖鞋滞销主要是鞋子的质量太好基本上两年以内都不出问题,如果采取那些国际知名品牌的营销策略,减低鞋子的使用寿命,如从两年到半年,那无疑可以增加三倍的销量。人才还提供了跨国鞋厂的秘密技术------就是在鞋带上使用机器损伤,使鞋带在使用半年后出现自然断裂。

  国营厂采纳了人才的方案,果真销量在一年后大幅上升。半年后,跨国鞋厂的鞋子开始在城市里上柜。遭受鞋带断裂之苦的顾客当然不会再购买容易断鞋带这种品牌的鞋子。国营老厂就这样轻易的被跨国企业挤垮了,鞋的市场也被完全占领。

  教训:立心不正,自招祸殃。一个人才的主意经常正确,但并不一定就为企业好,要仔细看清楚他是为谁服务。决策的陷阱随处都有。

二、
  萨达姆依靠美国的力量在79年掌控了伊拉克政权,尝到甜头的萨达姆继续依赖力量强大美国成为了必然选择。平时民主常挂在嘴边的美国也不管萨达姆是否独裁了,坚决的支持萨达姆的统治。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使美国脸面尽失,为了教训伊朗必须让伊朗人吃点苦头,于是美国挑唆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并从经济和军事上大力给予支援,甚至不惜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

  萨达姆出于贪欲又想皆机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在1980年9月贸然发动对伊朗战争,结果这场耗费了大量钱财历时近九年的两伊战争,没有让伊拉克捞到什么好处。反而因此而让伊拉克经济受损人民受到伤害。

  在两伊战争结束后,天真的萨达姆认为伊拉克为了美国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现在应该给予回报了。90年苏联临近解体,无力干预世界大事,只有美国实力依然强大,是事实上的世界事物仲裁者。在获得美国默许并怂恿的情况下,萨达姆于1990年8月找借口占领了科威特。

  美国最初显示出与萨达姆很有默契的样子,呼吁克制,并表示无意干涉。但强大的伊拉克违反国际公法,恣意侵略别国使得其他弱小国家人心惶惶,先进的发达国家也因为能源的供应问题,不满意伊拉克的侵略行为。美国就此出面表态准备军事干涉,整个海湾战争美国不但没有损失什么费用(大都是别的国家摊派),还输出了大量的军火,刺激了美国自己的过内经济,而且这次的军事还大大增加了美国的国际威信。可怜的萨达姆被人家作为棋子摆弄还不知道,到美军飞机袭击巴格达时还不相信遭受袭击。

  自此,萨达姆恨透了糊弄他的美国人。又恨又怕的萨达姆挖空心思的想报复美国,可又无能为力。终于在2000年欧元开始公开流通以后萨达姆找到损害报复美国的机会,极力要求欧佩克取消国际石油交易中的美元结算制,代之以信誉较高的欧元。美元是美国强盛的基础,当年卡扎菲提出不使用美元就遭到美国的轰炸。对于毫无章法乱跳的萨达姆美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2003年美国占领了伊拉克。玩弄小聪明的萨达姆把自己玩上了绞刑架。美国也不落什么好,玩弄萨达姆最终把自己陷入伊拉克泥沼。

  教训:立心不正者最终害人害己。 
 

三、

  俄罗斯的迅速衰落是叶利钦错误决策的结果。早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美国就已埋下了钉子。丘拜斯小组和盖达尔小组在上世纪80后期通过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L?茨尔克,和西方经济学家建立了联系,直接接受美国的赞助资金和学术观点。在美国的宣传和支持下盖达尔和丘拜斯迅速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学者。

  1991年10月后,盖达尔和丘拜斯先后主持了俄国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在俄罗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他们是决策者。他们所依照的就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观点,参考的例子是智利和玻利维亚的“休克疗法”。智利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还保留着皮诺切特独裁的集中控制的重要特性,因此并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成功例子;而玻利维亚因为经济体系小有又美国这样强大的经济体支持,经济的恢复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功劳。“休克疗法”是美国经济学家杰斐里?萨克斯首先提出的一种宏观调控方法,主要内容是放开物价、紧缩银根、稳定货币、减少财政补贴和实现货币自由兑换,以期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

  错误的决策为98年的俄罗斯金融埋下祸根。在这个时候,叶利钦的美国金融顾问万塔乘机介绍美国的金融经验(不惜暴露美国的秘密),说美国就是靠发行纸币来换取外国的物资的,而外国拥有本国的货币并不能形成对本国的威胁,最多也只是形成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叶利钦听信了金融顾问的话,吩咐中央银行委托万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销售五十亿卢布。万塔在外汇市场上以低于正常比率一倍多的比率抛售卢布,由于国际市场上是用美圆结算的很少有卢布需求,因此卢布急速下滑。而在此同时,埋伏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各种美国经济力量全体发动,抛售手中的股票、债券、房地产、企业、……。恰好俄罗斯有到期的两百亿美圆债务需要偿还,而俄罗斯政府手中只有170亿美圆的储备,因此无力对动荡的经济进行干预。结果发生了98年的俄罗斯金融风暴。

  1991年时前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多一点,居世界第二位。那时苏联是一个国力强大,科技发达,人民自信,在全世界都有自己利益的令人生畏的国家。现在的苏联继承者俄罗斯是个什么样子?据统计,苏联解体十年后的200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是1991年苏联的十分之一。经过金融风暴之后,俄罗斯由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演变成为二、三流国家。

  教训:忽视了美国的国家性质,错误判断了美国的目的,自毁长城。俄罗斯想学习美国成为美国那样的模式,可美国只希望一个支离破碎的俄罗斯出现。(注:本节的一些数据竟凭记忆,没经过仔细考证,但不影响文章的整体结构)

四、

  过去美国为了让共产党失去民心,先宣扬什么储蓄过量是“笼中虎”,一旦释放就将危害整个经济发展。在美国培养出来的专家和国际媒体的忽悠下,我们的领导采取了断然的经济措施,刺激消费。具体措施就是医改、教改、房改。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很多都是这三个改革引起的。而原来所谓的“笼中虎”高比率的储蓄却一点都没有下降。

  现在又有专家呼吁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倡导城市化,说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就是这样,我们要吸取别人的好经验。所谓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就是放弃原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大量的转卖给私人,以便贪官得利。这样可激化官民矛盾,也可让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转弱,方便跨国企业兼并和蚕食,也方便发动经济战争。

  所谓的城市化就是引导进行大城市化,制造大量的城市无产阶级。多制造像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这样的问题城市,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在大城市的创造过程中正好也创造出一大批“城市无产阶级”的三无人员。到时中国政府要想整治又是难题。

  看起来时不错的发展策略如果不加考虑就相信美国培养出来的“专家”那么久很容易犯大错误。

  这又说到人才的引入问题。美国人随便就封个什么头衔,如唐骏就是什么微软的“总裁”,这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人才”。而一旦唐骏不听美国人使唤了又爆料说是假的专家,确实可笑。

  因此我们要考虑检讨国企在国际上招聘人才的做法。美国佬要安插奸细,赋予奸细什么亮丽的头衔都没有问题,就如唐骏是什么“微软总裁”、宋鸿兵是什么两房的高级顾问或咨询师,还有再赋予什么教授之类头衔或什么经济学奖,那么这样的人才我们必定录用。

  谁也没有办法与之竞争。如果这样,我们在国际上的招聘就是“开门揖盗”。自己将我们自傲国民经济中处于决定性位置的领导位置拱手送人。想想前面举例的“人才”错误诱导的恶果,真真不寒而栗!

  预防人才使坏是特别要注意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过分的敏感。那么我们翻开共和国的发展历史看,什么时候美国佬放松过对我们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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