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这恰恰是你需要了解的常态课(吴非)
2014-11-24 21:59
    

这恰恰是你需要了解的常态课

有位教授抱怨,说到中学去调研,有个老师的课上得一塌糊涂:45分钟似乎一直不在状态,该展开细讲的内容,她竟然一带而过;一个问题,提问四五个人,没一个学生能回答出来;应当一课时的任务,直到下课,还有两点没来得及讲;老师上课的语言比较拖沓,导入新课用的时间多了;板演题目,接连上去两个学生都做得莫名其妙……教授说:浪费了时间,目的没达到;很想听一节成熟一些的课,学校应当安排有经验的老师上调研课,而不是这样随意找一个。

我劝教授:你在高校任教,应当有些上课的经验;你听的这节课,或许是常态课,符合你调研的目的,你不该有特别的期望。什么才是成熟一些的课呢?也许那个班学生的接受能力就是那样的,也许那位老师本来就没打算讲完五个环节,她了解自己的学生,很清楚不可能用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我不认为那位老师是在应付你,而是她的课上有些情况你根本不知道,她一直这样上课,——而且,学生不一定认为她教得不好。

我问,你是坐在教室后面的吧?教授说,当然坐在后面啊。我说,那你不可能看到学生的表情。这一天他们很正常,他们平时上课也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适应那位老师,他们甚至很喜欢那位老师。当然,也许这节课他们有些情绪。什么情绪?教授不解。你听的是第几节课?”“第三节。”——好,第三节,学生可能累了,因为第一二节物理测验的,或是第二节课是体育课,又加上课间操,有点操场情结,一时没恢复过来;也许第二节政治课或是地理课上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课间班主任到教室批评了什么事,也许昨天的课上大家太兴奋了,也许今天下午有一门课要测验……这些,你不可能知道,但那位把课上得一塌糊涂的的老师心知肚明,她一直有应对各种情况的精神准备,她不指望因为有专家来听课,学生会异乎寻常地抖擞精神,再说,她教这个年段,有个人经验,未必要按教参上的教学建议

教授疑惑地问:你怎么想得那么复杂?有那么复杂吗?再说,和这节课有什么关系呢?

我告诉他:你——或者你们,没有经历过,感到奇怪的,我每天都在经历,所有的中小学老师每天都经历;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算不上什么复杂,我还能把全班五十多名学生上课时的不同习惯和神态说一遍给你听,因为我站在讲台这边,我面对他们,每天面对他们。

你们难得到中小学听一次课,兴师动众的,有目的,打招呼,有人陪,而那些学生从早到晚坐在教室听课;你在高校,学生不过就那么七八个人,可中小学一个班就四五十人,多数老师教两个班,部分学科甚至要教三四个班;你认为那位老师上课应当神采飞扬,你每周只上一次课,可她每周有20节课;她是教师,不是梅兰芳,即使她是梅兰芳,这样强度的演出,肯定要倒嗓子;你以为课堂应当是什么样的,那是你在书里做的梦,现在的课堂不是你们学术论文中猜想的那样。——其实,大学的课堂也够戗,你不至于否认吧?教授叹息:上大课时的确一塌糊涂,成双成对的,干什么的都有,师范院校最不重视的恰恰是教学法。

——那么,你们的教学又是怎么搞到这个地步的?

为什么对中小学教师要求那么苛刻?你去中小学考察”“调研,往往只为论文或课题中的某个判断找些依据或案例,想让教师用你的设想去上课,为理论找点支撑。可是,如果专家们都想在中小学课堂上看到自己的那套理论生根开花结果,那么,中小学的课堂实践岂不是成了私家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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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世上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吴非)
2014-06-10 21:30
    

博主按:新一轮的课前演讲即将开始,本期演讲要求学生针对时政热点发表评论,故转发几篇文章,以作示范。

 

世上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

今年高考前夕,江西宜春考生柳艳兵和易政勇在公交车上遭遇暴徒袭击,柳艳兵在负伤情况下,只身冲上前,夺下歹徒手中的菜刀,压制住歹徒。关键时刻,这个学生奋不顾身,用热血写下人生答卷。

高考是社会大事,如何对待考生见义勇为行为,又一次成为热门话题。高考究竟考查学生什么?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世界上有比分数更珍贵的东西?

距今35年前的1979年,全国语文高考作文题是这样的:把作家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按要求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原作梗概:音乐学院主持声乐考试的苏林教授发现一件怪事,考生陈伊玲初试时成绩优异,而复试时声音发涩,毫无光彩,与初试判若二人,考官们大失所望。陈伊玲抱歉地向老师们笑笑,离开了考场。数日后,困惑的苏教授想弄清陈伊玲两次考试声音悬殊的原因,最终发现,复试前夜,陈伊玲所住街道因台风造成火灾,陈伊玲忙于安置灾民,整夜没睡,影响了第二天的复试。苏林教授激动地告诉陈伊玲的弟弟:请转告你姐姐,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1979年的考生,现在年过五十了,他们会忘了这个题目吗?他们会把这个题目告诉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吗?

距今17年前的1997年,全国语文高考作文题是材料作文,被业内简称为助人为乐还是悄悄走开

 教育要求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对在考试作文中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这一次,从报道来看,宜春的两名受伤考生,特别是柳艳兵同学,虽然没有参加高考,但已经用行动表明了态度,他所起来的,远非那些满分作文可比。

近年,媒体竞相报道对高考学生的过分呵护,种种细节,已引起人们的不安,诸如因参加高考就敢于无视法规法纪,因担心噪音影响休息,让小区楼内停用电梯、毒死青蛙,等等。考生为自己高考而损害公共利益,即使考出一个高分,被名校录取,又怎么能服务社会?故而柳艳兵这样见义勇为的学生,远比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优秀学生干部难得,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社会对他的赞誉,是对几千万中学生的一次教育。

网民热情呼吁,请求保送柳艳兵上大学,表现出对公平公义的向往,其情可嘉。但这种请求在程序上存在难度,需要有章可循,依法办理。昨天教育部表态,肯定柳艳兵的见义勇为,希望他们安心治疗,并表示待他们身体康复后,教育部门将为他们组织单独考试。我希望借这一事件,从长远计,制定相关法规,以保护那些因公共利益而不能参考学生的权益,让青年在维护公义时能挺身而出,无后顾之忧。这次对柳艳兵二人组织单独考试,同时也可以考虑其他因公缺考的个案,制定一系列可以参照执行的补考补录条例以及严格的审查、执行程序。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这些措施理解为高考的破格破例,而应视作改革、完善高考制度的正常措施。

我赞赏柳艳兵同学的气度,他在受伤后说:就算是不能参加高考,没有学校要我,我也还是会这样做。如果我没有夺刀的话,歹徒可能会砍死人。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去夺刀。毕竟,世上有比高考、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

招收什么样的学生,是在昭示大学的品格。这些年,人们看够了某些大学炫目的招生宣传,也看到为开辟公私财路而演出的神通,那些痕迹,短时间内是很难洗刷的;现在,面对公众的期望,大学也要洗心革面,显示出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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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群殴教师,岂能“为高考不报警”
2014-06-06 21:36
    

群殴教师,岂能“为高考不报警”

 

 5月30日,长武县中学6名高三学生围殴一名50岁老师,手段凶狠,将三根拖把棍打断,造成老师头部受伤。殴打老师的原因,仅仅是该教师严厉制止他们撕书从楼上抛洒。

 高三毕业生临考前撕毁学习材料,从高楼往下抛,在文明学校不常见。十多年前偶有其事,至多是个别学生一时的发泄行为,校方在批评的同时往往也羞于公开。这几年因为传播手段发达,遂竞相仿效,从一些地区的“高考加工厂”“高考集中营”蔓延到城市。此举非但没有应有的社会批评,反而得到不少“理解”。比如,认为应当允许学生发泄以“减压”,认为仅仅是“青春的野性”;同时,也有人称赞校园防火工作做得好,赞赏学校对学生宽容,等等。我对此感到不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培养文明人,学校教育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社会究竟应当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学校教育?学生用非理性的不文明的方式宣泄,为他们作出更大牺牲的家长和教师是不是也要找个方式发泄呢?在追求文明的法治社会,人们对教育应当有理性的思考,努力去改变不合理的现象,而不能认为“我付出了”“我吃苦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从长武县中事件报道的细节看,打人的学生肆无忌惮,冷酷残忍,如文革再现,如果不是被老师们制止,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校园出现这种野蛮行为,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反思。不能忽视这样的现象,因为多年应试教育形成的竞争扭曲,毁坏了社会价值观,让一些学校的教育失范,教师的教育行为违反常规,部分青少年承爱了本不该由他们担负的重压,于是丧失理想,变得自私冷漠;而学校的德育标准随之下降,放任自流。事件起因仍需调查,我们不能排除该校管理和教育中有失误之处。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中往往重视升学指标,以之为政绩,而不问学校的法治教育,社会往往也只看考试升学率,而不关注校纪校风。如果能真正严格地考查学校工作,有可能发现,一些学校从行政管理到教学行为,从学校、教师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到处都存在违法现象。学生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打个把人”,自然不算事。

 这次学生殴打教师的行为如何定性,目前暂无消息。报道说“为了不影响这6名学生参加高考,经过教育局和学校协调”,被打致伤的曹老师“已答应暂时不报警,等高考结束再处理。”——因为要参加高考,这6名已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学生群殴教师而不被及时追究,那么,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呢?主事者鼠目寸光地充当“和事佬”,试图把这些品格不合格的学生送上社会,既违反了社会公德,恰恰也破坏了高考的公平。长武县中学这6名打人学生的高考成绩是不是比该地社会治安更重要?中国的大学是不是一定要收这6名“超常”的学生?“保护学生前途”的底线在哪里,是不是可以羞辱法律?

 学校教育丧失基本伦理,容忍学生违法,把这样的人“培养”成“大学生”,这就是学校对社会的奉献吗?把学生教到能群殴教师,并“暂不报警”,他们可能忘了:还有几千学生在学校看着他们呢。该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这种“协调”基于什么样的教育原则,实在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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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
2014-04-21 22:25
    

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节选自《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今年高考已结束,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的讨论,一如既往成为热门话题。有阅卷老师甚至称,“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这些热烈的讨论凸显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本报特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把把脉、开开方。

眼学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年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进的是广东潮安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插队8年,记得耕读传家这一古训,没有一日废弃书本。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许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缺少正规的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上有明显缺陷;好处是善于自学,不墨守成规,无论日后学什么专业,常有超出常轨的思考。还有一点,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章太炎说过,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而且,得益于人生忧患。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恶补别的科目有用,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心态要摆正,不能太急。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异,不说培养目标,也不说课程设计,就说教学方式吧。以诗文为例,过去主要靠自学,学生面对经典文本,仔细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去请教;现在则以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为教学中心,经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学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获得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结论。一星期就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再过一星期,《楚辞》也打发了。一年下来,什么李白、杜甫,还有《西厢记》、《红楼梦》,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样的教学,确实推进很快,可学生真的掌握了吗?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满于时人对新式学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

    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这也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王旭明:这个问题其实从小学就存在了,语文学科承载了太多的责任,有意识形态、科普知识,真正涉及国学,涉及经史子集、传统私塾那些应该继承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

    陈平原:语文这门课很特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也无论谁来主持,课本编写及讲授方式必定跟整个时代风气有关。远不只是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作文那么简单,这门课还涉及人生观建立以及文化传承等,所以,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必然的。差别仅在于自觉程度,以及操作时能否隐晦些、优雅点。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准确且有创意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这既是语文课的工作目标,也是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明显标志。周作人曾不无夸耀地谈及自己,说别的没什么,就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其实,这已是很高的标准。

    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说到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陈水扁当政时推行去中国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即便如此,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

    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书时,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

    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大学语文,往往成了鸡肋,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如此,这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中学文理分科,本就十分遗憾;实行自主招生后,更有著名大学公开宣布不考语文,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我写过《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特别感慨这个问题。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借用晚清重臣张之洞的话。在他看来,既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此处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110年前的深谋远虑,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这其实很悲哀。

    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

    王旭明: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单位喜欢请著名大学教授担任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对此你怎么看?

    陈平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当然有好处。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写格局,其次是更多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最后,为推进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将原本应在大学才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学课本中去。大城市里的重点中学,教师和学生水平都很高,可这不是整个教改及课本编写的主要目标。另外,过多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欣赏趣味等。若是这样,调子唱得很高,但所编教材可能不切实际,不好用。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了解中小学教学规律;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比如,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派老师参与高考命题、组织高考改卷、培训中学教师等。现在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袁行霈教授带着我们好些老师参与编写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积极介入中小学教育、成功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当推钱理群和温儒敏,他们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

    王旭明:有观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创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创新是个好词,人见人爱;问题在于,什么叫创新以及如何创新。教育理念变了,教材的编写方式也会跟着变;这样的,乃是有源之水,起码能自圆其说。另一种,着力点在选文,强调的是新人新文,期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努力,我不太欣赏。有一阵子,我为大学生编散文选,和几位老师分头做,结果发现,大部分篇章重叠。原因是很多传世名篇的,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为教材选文,应该只管好坏,不问新旧。对教师来说是旧的,对学生依旧是新。基础教育不同于文学创作,讲求的是教学有效性,而不是编写者的特立独行。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二者如何协调,历来见仁见智。我更偏向于前者,因为越是时髦的东西,生命力越短暂。而基础教育是打底子的,这个会长久地留存下去。小时候阅读或背诵的诗文,应尽可能纯洁无暇,掺杂太多时代的以及个人的色彩,我以为不妥。

    所谓创新,一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一是古典与时尚的协调。此外,还有一点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养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这么大,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统。所谓地方性知识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搁置了,这实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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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没有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吴非)
2014-04-14 23:01
    

“没有问题”是严重的问题

多次听到这样的描述:学生带着问题来上课,下课时,他的问题解决了。——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作“教学”。教学传授知识和能力,教学能解决学生的困惑,教学能把孩子们从不会教到“会”……人们这样认识教育教学,同时,他们用考试成绩来证明所受到的教育是成功的;在平时,家长会自信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没有问题”。

       我的经历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小学生守则》上有一句“上课专心听讲”。我后来明白,之所以有这一条,是因为有很多同学上课“不专心听讲”。他们为什么不专心听讲?直到我也开始不专心听讲时,才感到麻烦了:因为老师讲的我不需要听了,因为老师所讲的解决不了我的困惑。我在课堂上表示不理解或“我不知道”时,老师会冷冷地要我坐下。我不是调皮捣乱的学生,我真的是有了疑惑,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刨根问底,而仅仅想让老师认为“我在想”是正常的,然而,一些教师已经表示不耐烦。

        文革后,我上大学,有些同学经历大劫,可能开始觉醒,我们多次在课上质疑教师讲授的内容。有意思的是,个别教师会停下来,认真听取我们的提问,肯定我们的质疑。文艺理论课上,教师举例批判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说索科洛夫被俘后,在集中营里,当德国军官把面包香肠赏赐给他后,他回到营房,和其他战俘“像狗一样地”分了吃了。“这哪里像我们《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赴宴斗鸠山,硬是不喝敌人的一杯酒……”他举这个例子时,课堂上一些同学很兴奋,认为老师“立场鲜明斗志昂”。我则认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班上绝大部分同学根本没有读过那篇苏联小说。分组讨论时,老师问到我,我很诚恳地说起少年时代读这篇小说的体会,特别谈到经过文革的磨难,我个人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我认为对九死一生的爱国士兵索科洛夫的作那样的批判是毫无道理的,应当憎恨的是法西斯;同时,我也直言对“样板戏”逻辑的厌恶。我平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同学们面面相觑,担心老师生气。老师专注地听完我的发言,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有自己的思考。但是,在目前,我只能这样讲。”——他这句话一直令我难忘,其潜台词可能是:“其实你的观点是对的”,“我也不想这样讲,但我没办法”,“我的课堂我作不了主”……

30多年过去,偶尔会面,那位老师还能认出我来,我怀疑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在目前,我只能这样讲”的记忆。只是他做了高官,仍然会言不由衷。

我因此有所叹。我们做教师的,如果不能在课堂上说心里话,我们的学生怎么可能成为有正常思维的人?同样,我想到,如果我们的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发现并提出问题,不能抒发个人见解,那样的教学又能有什么价值?那样的课堂谁会怀念?

时下中小学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不重视培养学生怀疑与批判思维,相当多的教育工作者对教学中的“怀疑与批判思维”缺乏认识;他们甚至反对这个提法,为了能轻松顺利地灌输,让学生“听话”与“服从”,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成为“驯服工具”。在奴化教育下,学生没有积极思维的意识,他们在学习上总是被动地“被提问”,而不能主动地去探究问题的本源。当学习成为强制性的任务,需要用考试来压迫,而不是鼓励探索、获得乐趣时,学生当然只能等待教师的“教”,只能“接受”,只能 “被灌输”。我上课时问学生:“这篇课文都读过了吗?”“读了,”学生齐声回答。“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学生习惯地拖腔拖调,懒洋洋的。“好吧,”我说:“打开下一篇课文。”学生神情惊异地嚷起来了:“还没教呢?怎么就翻过去啦?!”我说:“你们不是说‘没问题’吗?既然没有问题,干嘛要我教?”学生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不讲理”的老师,但他们很快明白,不讲道理不会学习的正是他们。

一个学生在物理和化学课上把各种定理概念背得滚瓜烂熟,离开课堂后却不能用这些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物理和化学现象,连“联系”的意识也没有,“教学”对他的思维没有任何启示,他当然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如果学生提不出问题,我会认为自己的教学价值有限,我希望学生提出的问题能难倒我,那样我的教学将会有动力,也是有趣的。早些年,我在课上分出一些时间来让学生讨论,我试图通过讨论来让学生发现更多的问题。但我经常很失望,我难得看到有意义的质疑。

 教师下了课离开教室,“教学”结束了吗?没有。教师离开了,但他的课堂表达仍然会留在学生的思维活动中。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启思”与“导疑”,他的学生在下课后带着一堆疑问回家,那可能才是成功的教学。

每次讲座结束时,都希望老师们能提一些让我想不到的问题,很遗憾,常常静场,可能是客气,更多的,是一些老师从学生时代起,接受的就是“没有问题”的教育。为了鼓励教师们提问,我总是要添一句:“我可以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为了不让大家尴尬,我会再加一句:“如果大家没有问题,我会认为今天的讲座很失败。”有时,会有一两位老师勇敢地站起来,问:“我想请您讲一讲今年的高考……”

每听到人们叹息“与诺贝尔奖无缘”,就感到可笑:丧失了个人思维与价值立场的人群,要那个奖有什么用呢?没有批判怀疑和发现能力,又凭什么想要那个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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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学习不是为了“竞争”(吴非)
2014-03-04 21:13
    

学习不是为了“竞争”

 学校邀请去为新生作入学讲话,报告结束时,有学生提问:“我们应当怎样学习中国文化,在面对台湾、香港学生或外国学生时,我们怎样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这个学生的表达不够准确,他的意思,可能是以后去境外或是参加国际交流时,应当怎样体现中国文化的学习优势。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不能鼓励学生这样思考问题,于是坦率地说:“为什么要‘竞争’呢?人家并没有要与你‘竞争’啊?为什么没想到可以向所有的人学习呢?我甚至认为你可能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呢。如果以后有机会参加那样的交流,以你目前的态度,我相信,你可能没有什么优势。”

 我说的这些,他不一定懂,场上很多同学也会纳闷,也许他们要过很长时间,经历很多困惑,才会明白: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不是要去压倒谁;带着竞争的目的,不可能有学习的愉快。

 在学生的作文随笔中看到他们一口一个“学习竞争”时,我很忧虑。学习是为了开启智慧,以解蒙昧,这是一种幸福享受,是一件乐事,学生只知“竞争”而不知“合作”,不可能体味学习的愉快,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把学习当作一场追名逐利的赛跑,必然苦不堪言,而且贻害终生。

 在学校里,我喜欢那些静静的,“我和谁也不争”的学生,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学生,他们爱的是“学”,而不是“比”和“争”。那些热衷当学生干部的,在学生中急于出名的,处处争强好胜的,一般总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无聊的争夺。我厌恶教育界那些驱赶学生参加学习竞争的言论。一些校长和教师,没有智慧引导学生发现学习之美学习之乐,却试图诱导学生“你追我赶”以制造个人教学“实绩”,这样的情形,很像竞技场边下注的看客。我不太愿看“金牌争夺战”,总是担心会被移用到教育界来。学校可不是斗兽场。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一些家长和教师以名利诱惑学生去“拼搏”,而不是激发兴趣,引导学生学习。记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事。学校开运动会,好像是跑3000米,到了最后两圈,学生老师站在跑道边,齐声高喊:“加油!加油!”我站在跑道另一处,对每个跑过的学生喊的是“慢慢跑,听我的,慢慢跑”。有老师学生不理解,问:“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也没有。学生健康重要,明明已经精疲力竭了,当然要放慢速度,“加”什么“油”?难道他是一台机器?一台你们可以操控的机器?我不会让学生这样去拼命,来为我的班主任工作总结增加一行字。

 不得不说,一些教师,直到退休,对人生的理解,仍然稀里糊涂,虽然终生从教,对教育始终误解曲解。比如,他总是要说,“当年我教的班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班上出过竞赛一等奖”……他一生都在和别人“比”,他的心永远不平静,他不能让别人超过他;如果别人水平比他高,他没有实力超越,就心生忌妒;别人工作做得比他好,他不是见贤思齐,而是找一切机会贬损他人,放几支暗箭;别人并没有和他争,但他心里一直有个 “对手”、“参照物”甚至“敌人”;如果他实在望尘莫及,就希望对手犯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有什么的学生。但是,最终吃了不必要的苦头的,受了损害的,毕竟是学生。

 在报告厅,看着满场的高中新生,不由得有些忧虑:他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教师呢?如果他从义务教育阶段,就是个处处争强好胜的学生,他的未来会有幸福么?为了出人头地,用这么宝贵的年华去东张西望,是对教育的浪费,也是在糟蹋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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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你为我找过一把椅子(吴非)
2014-01-13 21:34
    

你为我找过一把椅子

博主按:读完吴非先生的这篇文章,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往事,想起了很多可爱的学生。做语文老师,大概应该传播更多值得人们回忆的温暖的故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正能量!

   

当年我在学校不但是个壮劳力,而且“好说话”,已经满工作量了,学校有困难,想再加我一个班,也就应承了。同事交待,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有些“自由散漫”,特别要注意谁谁谁和谁谁谁。但在我的课上,这些学生并没胡来,也从不妨碍他人,只是作业会拖拉甚至“胡鬼”。学习上虽然无精打采,但他们对同学极友爱,下了课就忙着“找人玩”。小孙比较有名,因为散漫惯了,个别老师看他不顺眼,但他不在乎,见到学校领导,也照样敢叽叽咕咕;惹毛了,眼睛就不看人。可是我真的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头。不爱分数爱同学,大家都喜欢,女生也称他仗义。成绩不怎么样,但人好;赛过成绩好,人不好。我只批评过他的“站相”,他好像没站直过,有时两手插在裤袋里,歪着身子,抖一条腿。

     1988年,我不慎烫伤,一锅开水翻在左脚上,伤得不轻。医生说必须休息,但学校看我似乎不太想休息,也就不勉强,——那些年,几乎没有奖金,但带病上班的老师多得不得了。再说,老师上课靠嘴不靠腿,只要能把自己运到教室,就行,不就金鸡独立几节课吗?人年轻,扛得住。跨上自行车,用一只脚踮地,到了教学楼下。遇上课间下楼的小孙,看到我脚上的绷带,他大惊失色,高喊一声“来人啊!”——二十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那一声人的叫喊,立刻来了几个男生,不由分说,把我架上二楼教室。同学们围上来,七嘴八舌,问长问短。上课铃响了,小孙的位子空着,我有些奇怪:他刚才不是还在这儿的吗?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正讲着课,门推开了,小孙站在门口,连“报告”也不喊,兴冲冲地拖进一把大木椅,说:“老师,坐,坐下来讲!我转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替你找来的,你一定要坐下来!”班上几十个人一条声地喊“坐!坐下来!”

那种超重的办公木椅,师大附中好像有十多把,可能还是中央大学附中时留下的,民国的办公椅,结实得可以坐一头老熊,因为太重,有些老师还不太愿意要。学校曾分给我一把,但小孙拖来的这把不是我的,也不知他是从哪儿“顺”的,有没有得到人家的同意。

脚伤养好了,但我一直记得,小孙不顾上课迟到,去为我找过一把椅子。

 22年过去了,这届学生毕业20年重返母校,我在校门口认出了小孙,他很成熟了,衣着朴素,身子是站直的。不知为什么,他的话并不多,好像不是以前那个能发出“来人啊”声音的人。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他,我要把心里的话告诉他: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你,记着你为我去找过一把大木椅。但我刚刚想说,同学们涌过来寒暄,后来就冲散了。

一个月后,那一届有学生见到我,我又说起小孙,学生睁大眼睛说:“老师知不知道,我们年级,就数小孙的事业最成功,他的公司……”

下面的话,我没什么兴趣,我只知道,在我受伤去上课的那天,他在学校里,曾专门替我找来一把椅子,并把那沉重的椅子搬上二楼,强迫我坐下。也许老同学们认为事业规模是“成功人士”的标准,而我只想告诉小孙:你做过的那件事,让老师铭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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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家长的“样子”(吴非)
2014-01-07 22:48
    

家长的样子

 20年前,一位学生来访,听到我的录音机正在放聂耳和冼星海的民族之声,遂请求复制一盘带回家给父亲,因为父亲和叔叔一听到这些歌就热泪盈眶。学期结束的家长会上,她的父亲特意找到我表示感谢,同时告诉我,上海沦陷期间,他们那些孩子是怎样偷听这些歌曲的。

 那位学生现在做了母亲,经常告诉我现在小学发生的事。很多事,学校做得不尽如人意,她认为作为家长,应当尽可能理解学校的难处和教师的不易,否则就很难沟通了。这所小学六一儿童节组织活动,班主任建议集体出游,提了三个地方让小学生和家长选择;大部分孩子不喜欢游乐场,选择了远郊一处台湾人开的农庄,领略了一番别样风情。孩子们跟着爸爸妈妈在那里玩得很开心,认识了许多蔬菜瓜果,做了游戏,中午吃了真正的农家菜,回来还念念不忘大灶的菜饭和红烧肉。可是事后有些家长发牢骚,认为去农村活动每人一百元是骗钱,怀疑班主任拿了回扣!我的学生说,价格是公道的,教师是清白的;某些家长太庸俗,如果这种话传开,对老师是严重的伤害,更可怕的,是儿童也有可能学会这种庸俗与无聊!

 一般而言,大多数家长是通情达理的。有些学生曾在作文中谈到,父母在外遇到种种不如意的现象,没有能力抵御抗衡,不得不作出妥协,内心也是痛苦的。但是为了让孩子对社会多一些信任,对他人多一分尊重,他们把这些痛苦藏在内心。按说学生的家庭教养水平取决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可是例外过多。一些家长也是有文凭的,却几乎不具备教育子女的修养,现今的说法是有文凭没文化,学历高,文明素质并不高,缺乏对子女施以健康教育的能力。我见过一个案例。一名学生处处争胜要强,考试成绩较好,可是家庭疏于教育,没有礼貌,经常无视班纪校规,高中有一学期因不做值日生,三好生落选,遂恼羞成怒,写匿名信诬陷班主任,诋毁任课教师。该生家长每次来校交流,对教师的建议总是不耐烦,对同学总是横加指责。教师发现该生家长举止粗俗:父亲竟穿着拖鞋到学校开家长会,母亲找老师诉苦,一谈便是四五个小时,不理睬教师的一再暗示,完全不顾教师的休息与工作。家庭有这样的样子,该生眼中也就没有了学校班级同学的概念,为所欲为,而学校来不及在短时间内改造一个人长期养成的坏习惯。可是走出学校后,不再有对少年的宽容,也未必有碍于人情的特例,他不可能强迫社会接受自己,于是处处碰壁,精神崩溃,酿成终生遗憾。

 如果家长能教会孩子宽容大度,让他们从小就向往正义,知道以仁爱之心待人,那才有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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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教师在教室的位置(吴非)
2014-01-07 22:47
    

教师在教室的位置

 从教之初的遭遇,对教师的影响很大。据我的观察,青年教师走上讲台,大多数是怀着敬畏之情的,因为他没有经验,也不敢目中无人,在五十个学生的眼光注视下,压力很大;同时,他又不得不在意来自同行或校长的评价。

 有位青年教师被校长听了课后,非常苦恼,校长比划着问她:你上课时为什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你的位置在讲台,应当这样,这样,——双手撑住讲台两侧,不要乱动。这位女教师很为难。她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走近学生,和他们交流,为什么不能站在学生中间带读,为什么要立在讲台后面像个官僚一样地自说自话;再说,讲台那么大,而她个头小,两手硬撑在那里,滑稽可笑……听了她的话,我告诉她,不怪校长,因为你那个校长从不上课,以为上课是领导做报告

 上课时,教师站在哪里,怎样站,有规定吗?好像没有。但教学常识告诉我们,教师只有要站在全体学生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他说话要让所有学生能听清,这是中小学生的课堂,是个平等交流的场所,不是什么代表大会。

 课堂是师生共同学习的场所,教师未必要踞守讲台,始终在学生的前面;教师能随意地在学生中间,效果可能更好。这不是具体的形式上的位置,而是教学观念上的位置。我上课时,常走到学生中间说话,和他们对话,距离近了,讲台没有了,仿佛更能关注学习的内容,突出学习的主体。——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感觉。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和学生一同阅读,和学生一同分析探讨。我熟悉教材,但对我的学生而言,那些教学文本永远是新的;我每次都是在和不同的人共同阅读,因而每教一遍这些课文,我都在旧有的经验上获得新的体会,这就让我始终对课堂教学充满期待……我总是在想,今天课上会发生什么,我始终在关注学生的感受,因此,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走近他们。

 很难想象,面对少年儿童,如果每个教师都像那个校长主张的双手撑在讲台两侧40分钟一节课,每天七八节下来,学生对课堂会有什么样的记忆!

 由于传统,也由于办学条件限制,中小学教室格局就是讲台面对课桌,设计时就是以教师的位置为主的,这样的形式已经让一些教师习惯以讲为主了。这种教室格局,也让自主合作探究受到一定的限制。30年前我教初一,我在课堂上几次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第一排的一名女生发言时,她的分析解答配上她的神态,简直就是活的语文!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几乎所有的学生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至多看到她的侧面。我让她到讲台上,面对大家回答问题,全班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了。

 有时走到学生面前交流,也因为学生说话我听不清,我希望他声音大一些,可是有些女生平时说话就是细声慢气的。我会走到她面前,像传声筒一样,听清她的发言,然后放大给同学听。至于这样做能不能培养学生的好习惯,会不会娇惯学生,我真的没想过;我只是不太忍心让一个学生异常地大声,那样可能会让她(或他)对课堂表达产生恐惧。但我的学生似乎并没有养成不好的习惯,他们已经尽力了。

 极端严肃、整齐划一的课堂,有可能培养出规格统一的士兵,但难以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读《论语》,一直没有读到讲台——孔子的时代,连教室都没有,师生随意地站立或是坐着交流,多么令人向往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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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就“微梦想”答某报(吴非)
2013-11-14 23:10
    

就“微梦想”答某报

    梦想就梦想了,怎么还“微梦想”?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群众人微言轻,做个梦也只能“微”?——不是对你们有什么意见,开个玩笑而已。不过,我真的从来没有什么鸿鹄之志,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我的老同事。如果有什么愿望,只能谈本行,我的心事,仍然是关注教育;教育正常了,社会就走上正轨了。现在只要出了什么不好的事,七嘴八舌,最后都归结到“教育落后”上来了。我们中国人好像特别重视教育,因为他们认为教育万能。有些同事见多识广,常到国外转悠,考察来考察去,发现在外国,特别是欧美,人家的老百姓好像不太管教育。比如,学校里的教学安排,家长不会弄什么什么QQ去抵制,人家的教育法规“通吃”,家长犯不着指手画脚;他们也不懂什么活见鬼“起跑线”,也不主张搞折腾孩子的“特长班”;五六岁的小孩,说2+2=5,爹妈还高兴地鼓励宝贝“好啊,就多了一点点”,——这样的熊孩子长大了却也不笨,到“非诚勿扰”来,照样能牵走“女嘉宾”。相比起来,中国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管教过多,溺爱过度。你看学校门口,每天下午五点,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一群群伸长了脖子张望,像探监似的;最可怜的是那些老头老太,平时摇摇晃晃地走在马路上已经让人很不放心,这会儿也要来接让他们更不放心的孙子辈!那些小祖宗在学校是“三好生”、“共青团员”、“优秀学生干部”,“仁五仁六”的,一出校门,书包就被爷爷奶奶一把抢过去,背在老肩上,手搀着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孙子,问长问短。可怜啊。也有不可怜的,开了车来接,乱停,把校门口这条路堵得严严实实;次一点的,摩托车;再次一点的,电瓶车,停得乱七八糟。一道校门,显出中国教育的奇观,你们记者要是肯在那个地方站个三五天,晚上会做好多梦。

 差点把要说的“微梦想”忘了。怎样才能让孩子们离开学校后安全地回家?现在,家长有一百个不放心,这些不放心当然有道理。首先是交通秩序,然后是社会治安,——我不说,你们都懂的。在我看来,一个有荣誉感有自信的大城市,在一个能举办国际大型活动的古城,或者说在一个强国,小学生自己背着书包上学放学,最有诗意了。距离短的,约上小伙伴一路说说笑笑;距离远一些的,能轻松地利用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准时到校;郊区的小朋友,统一由校车接送。——这些事说难也不难,二十年前,这几条街上,每天中午和下午,还有小学生放学的“路队”呢,现在竟看不到了。还有,政府不要动不动就哭穷,舍不得在教育上花钱,却想让下一代站起来,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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