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北京人吃文断字 (孔庆东)
2016-05-04 20:13
    

北京人吃文断字

                                  孔庆东

按:这是一篇既好玩,又能长见识的文章,值得一读。

 

北京乃文化古都,首善之区,此地的人民识文断字者比较多,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不过,孔和尚20多年前就发现,北京的文化优势不仅体现在识文断字,其首要秘诀乃在于吃文断字也。

说到饭量,北京人是没多少优势可夸的,无论东北人民西北人民华北人民西南人民中南人民,都比北京人能吃。全国八大军区,有六大或者七大军区的饭量都超过北京。北京人在这方面也就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而已,说去上海吃饭,刚够塞牙缝的。东北人同意北京人对上海的看法,但要加上一句,到北京吃饭,也就够开胃的,刚刚把馋虫勾上来,饭已经吃完啦。不过根据健康养生理论,北京上海的吃法倒是合乎科学的。特别是北京人,将一个“吃”字发扬光大,“吃”的宾语已经不限于普通食品,而是嘴大吃八方,天地万物,无所不吃。像鲁迅说的“吃人”,周作人说的“吃烈士”,百姓们说的“吃瓦片”,干部们说的“吃老本”,还有电视里常说的“吃透中央精神”之类,咱且不论,今天单说说这个“吃文断字”。

咱们由浅入深,从吃的东西开始说。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但声调却由“西”来决定,“红”没有发言权,仿佛孩子要随父亲的姓一般。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见课本中的“西红柿”,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是“识文断字”的需要;等到一长大,他们看见“西红柿”的时候,不再是三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这个词儿的发音也是现成的,凶事,或者星势。这时候,就进化到“吃文断字”的阶段啦。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当年台湾要派几个特务来炸天安门,知道他们的港台式国语不正规,就命他们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刻苦学习了一年多的普通话,几乎达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后空投到北京郊区。不料刚进永定门,就被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问路时,问的是:“天、安、门,怎么走?”而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您跟着电台学,哪天才能学到这么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特务要是能学到这个程度,就不吃特务那碗饭了,改行当语言学家啦。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也。北大林焘 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也。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经说,全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中,报站最好的是广州,最差的是北京。广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话不好,所以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下一见,系广究火切见啦。”即使发音差到这种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么站。北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天生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所以最不认真。有一条公交线路上有三个站:竹园、菊园、植物园,北京的售票员报出来都差不多是“竹园儿到啦”,要说差别,用北京话讲,仔细听也略微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这种“报站文化”,能听懂的承认那是俏皮的艺术,听不懂的感觉那就是嘴里含着个鞋垫儿,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年青的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扬起秀气的面孔,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什么站?”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天哪,把“毛主席”说成“毛r席”,把“孙悟空”说成“松空”,这都可以理解,好家伙,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孔和尚顺便给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话的常用站名儿吧。西二旗——线儿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儿口儿,体育大学——颓大学,清华西门——蛆娃修门,永安里——冤里,平安里——骈里,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窑——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圆明园——圆蜜庵儿,动物园——动员儿,蓝旗营——兰情儿,长安街——馋街,南长街——南城斤儿,北小街——表鸡儿……以上仅是孔和尚经常去的并且当场认真记录的,此外还有很多,您就举一反八,活学活用吧。

语言交际实践中,适当的“吃文断字”是合理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读就成了“zua子”,东北方言把“干啥去”急读就成了“尬蛤气”,港台国语把“这样子”急读成“酱紫”。台湾把某个粗口词,音转成“哇塞”,北京话把“丫头养的”简化成“丫挺的”再简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都应顺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据说很伟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带头说一口标准的、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不要自以为天生标准,实际上人家听了很侉,结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阂越来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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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还记得那些“中国科学家注定不能获诺贝尔奖”的言论吗?(杜建国)
2015-10-07 08:53
    

李按:很惭愧,当年我也嘲讽过杨振宁。现在看来,大科学家的眼光就是不一般,而媒体的话则往往是靠不住的。至于那些所谓的“学者”(熊丙奇、杨东平、张鸣、郑也夫之流)的信口开河的话,我们以后当笑话看就行了。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对这一消息最感意外的,非中国部分主流媒体人士与学界人士莫属。

众所周知,多年来,尽管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水平也在快速提高,但是中国媒体与学界一直对之无视甚或刻意贬低,这其中,最为方便也最顽固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科学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科学家为何无法获得诺贝尔奖?持此论者的理由很简单: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乃是获奖的障碍。比如张鸣教授认为,“有关部门,真的想拿诺奖的话,首先要做的,是改革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你见过奴才搞创新的吗?”201312月郑也夫先生曾断言:“在中国受了中小学12年教育的人,不管后来大学是读哈佛、耶鲁还是牛津、剑桥,注定不可能拿到诺贝尔奖”!“因为想象力被修理得没有了”(屠呦呦不光中小学,连大学也是在中国读的——作者注)。杨东平、熊丙奇等“教育专家”也是如此看法:“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贺卫方教授对郑也夫的观点进行了呼应与补充:中国人只适合拿诺贝尔和平奖。张维迎、陈志武这样的媒体经济学家则认为,对中国科技与美国缩小差距,“在目前体制下我觉得不要有太多指望”,过“150”年也“没戏”。

更有甚者,不满足于怪罪体制,干脆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来予以解释。某和平奖先生认为中国若能再当三百年西方殖民地,那么一切就都能好起来,这跟王福重先生一比,似乎温和多了,在王福重眼里,中国再当多少年殖民地也不管用。20145月他曾说:“1000多年来,(中国)对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以后也不会。”

“中国注定与诺将无缘”论者,他们批评起中国科研体制来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但是,他们本人是否具备起码的科学态度,还是很成问题的。

201381日,四位科技政策研究者(四位作者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中国不少媒体在报道时却故意对四人冠以“科学家”的头衔)曹聪、李宁、李侠、刘立在被认为是全球科技期刊的美国《科学》(Science)发表《改革中国科技体制》文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一上来就说:

“中国的政治界和科技界领导人正处在一股担忧中:尽管投入资金更多、人才更优秀、设备也更高级,但是国内的创新体制仍然表现不佳。中国科学家还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研究与商业已经脱节数十年,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创新技术和产品。中国企业对国内不报什么希望,只好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

就在《改革中国科技体制》一文在《科学》刊登前夕,该文的第一作者曹聪先生刚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该风波的是前因后果非曲直从201371日“中国科学院新闻办公室声明”中便可一目了然:

FT中文网621日发表了邓聿文的文章《访韩一周记(五)》,指出‘他(黄禹锡)说和中科院和与辽宁省合作从事干细胞的研究。’随后,科学网博客作者曹聪622日发表了题为《黄禹锡在和中科院、辽宁省合作从事干细胞的研究》的文章,在引用邓聿文有关文章内容的同时,评论认为,‘黄禹锡在和中科院、辽宁省合作从事干细胞的研究,对当事人来说不是新闻,但在俺听来,是中国科学界的丑闻’”。

预言中国科学家近期内将获诺奖者,也是有人在的。与主流舆论相比,科学家们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观察与判断,则是公允得多、客观得多,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媒体的尊重,反而遭到了嘲讽。

20008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20年内,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将会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因为近年来国家对科教事业的投入逐渐加大,“根据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这(获奖)会是不久后的事。”

此论一出,遭到了国内媒体经久不息地反对或嘲讽,如杨振宁是“科学超男”、“报不准的报喜鸟”,是“歌功颂德”,“杨振宁先生是在说客气话”、“诺贝尔奖,并不相信杨振宁的预言”,等等。我不明白,一群坚信“量子物理学认为向米饭说‘呸’会加速米饭变馊”的媒体人,敢就科学发展趋势问题嘲讽杨振宁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2010910日,杨振宁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演讲时,再次预言中国本土科学家10年内将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此番言论再次遭到了不少媒体的嘲讽。

预言近期内中国科学家将获得诺贝尔奖的,不止杨振宁。2013929日,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中国有机光电子学科带头人黄维在该校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直言:

“十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这又惹恼了媒体人,黄维被扣上了一大串帽子:“对诺奖‘故作轻松’并不是自信”、“拿什么来支撑‘得诺奖成常态’?”、“获诺奖将成常态像是肥皂泡”,等等。

前面提到的传播“中科院与韩国造假科学家黄禹锡合作”谣言的曹聪先生,撰文《中国的诺贝尔科学奖焦虑症》称:

“近年来,杨振宁多次表示中国大陆科学家将在二十年内获得诺贝尔奖。而在今年奖项揭晓的前一周,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曾自信地预测中国获诺贝尔科学奖在十年后将成为常态。这两种预测都显得过度自信了。照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二十年后都不一定能得奖。近期中国尚未取得接近诺奖的成就,也没有将崭露头角的苗头。”

至于熊丙奇先生,则来了篇《预言“获诺奖成常态”是功利学术白日做梦》。

谁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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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5-10-05 23:16
    

李按:今天注定将载入史册。读相关材料,发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报刊上以前的很多奇谈怪论,已不攻自破。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与威廉·坎贝尔、大村智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因为对治疗疟疾的贡献获奖,另外两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获奖。屠呦呦成为第一个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屠呦呦以发明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闻名,这是一种治疗疟疾的创新药物。

    据英国卫报消息,在随后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屠呦呦获奖,是否是对中药的一次奖励。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该委员会称屠呦呦获奖是为了表彰她在受到中药的启发下对一种药物的寻找过程。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

     屠呦呦于193012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祖籍宁波鄞县(今宁波鄞州区)。父亲给她起名“呦呦”,源自中国古籍《诗经》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萍”。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北大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1972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奖词:

寄生虫病千百年来始终困扰着人类,并一直是全球重大医疗健康问题之一。寄生虫疾病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尤其严重。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药学奖获奖者在最具破坏性的寄生虫疾病防治方面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

坎贝尔和大村智发现了阿维菌素,这种药品从根本上降低了河盲症和淋巴丝虫病的发病率,对其他寄生虫疾病也有出色的控制效果。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这两项发现为全人类找到了对抗疾病的新武器。

疟疾的传统疗法是氯喹或奎宁,但其疗效正在减低。上世纪60年代,消除疟疾的努力遭遇挫折,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再次升高。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青蒿这种植物,但效果并不理想。屠呦呦因此再次翻阅大量医书,最终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之后命名为青蒿素。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在未来的疟疾防治领域,它的作用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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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中法作文题PK,误比与误解(张颐武)
2015-06-09 16:02
    
按:注意画线加黑的内容。对文章涉及的问题,太多人或人云亦云,或借题发挥,或指桑骂槐,大多不着边际。张颐武教授此文虽短,却直击问题要害。

作者:张颐武

  每到高考季,高考作文题的优劣都会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人们似乎很想通过高考作文题看到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在各种讨论中,有人列出所谓法国的作文题,将其与中国高考作文题加以对比,想以“拥有选择权是否意味着自由”“艺术家是否是他个人作品的主宰者”等法国作文题极具哲理和思辨色彩的“高大上”,来映衬中国作文题的浅显。在某些人眼中,这种差异又成为中国教育缺乏原创性和深邃内容的证据,有人甚至还往意识形态上引,说是由于我们高考作文题宣传味道太浓等。但问题是,这种对比显然存在着对课程设置以及文化差异的双重误解。

  首先是课程设定。法国的考题不是语文,而是“哲学”,我们熟悉的许多法国思想家都曾提到他们在这种哲学考试中初试啼声的意义。那种考题其实是哲学小论文,出的是哲学范围内的题目。而中国高考作文题属于语文范畴,考的是基本文字能力、语言素养、理解力与表达力,这与法国考题性质不同。法国是个具有悠久哲学传统的西方国家,哲学被其整个社会视为重要基础学科。这种考试设计和考题在法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多见,它确实有特色,但与中国语文考试没太大可比性。

  实际上我们的高考作文题也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浅陋。从今年情况来看,多数作文题还是延续了近年来的主流做法,就是提供一个情节性或情境性素材,让考生写一篇议论性文章。这种议论文其实也很有其深奥的哲学背景和深沉的人生感悟,只是中国的考题往往不是直接通过抽象概念来命题,而是通过一些感性的例子引出议论。比如今年广东的作文题,就是通过一段感悟要考生分析“自然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这其实涉及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观察和了解自然、自然又如何影响人等问题。再如安徽的作文题,通过观察“蝴蝶翅膀的颜色”来引发哲理思考,等等。这些题其实并不简单,需要具备一定的思辨能力和分析深度,其中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方面背景。它们更没有什么宣传味道,有些人的议论远远脱离了近年来高考作文题的实际情况。

  虽然科目不同,但中法两国作文题都要求学生写出议论,表现自己对于事物的思考和把握。只是法国的题目是直接从抽象命题入手,让考生立即进入讨论,所指明确,问题限定很严;中国的题目则从事例入手,让考生从感性材料切入,问题的角度有诸多从哲理上升华的可能。这些都体现了中法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但绝不是所谓深浅或简单与否的区别。

  有些人并不了解中国高考作文题的真实情况,只是根据他们对中国高考的刻板印象来做评论,其实未必切合实际。虽然中国各地高考作文题水平也有参差,但每年都不乏出彩的题目,既给一般考生发挥实际水平的空间,也给具备更高思辨能力和知识背景的考生更为广阔的施展余地。

  文化有差异,科目有不同,在比较中多借鉴和参考别国经验是有益的,但过度夸大对比、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则大可不必,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淡定和自信。▲(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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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云也退:如何假装你很懂诺贝尔文学奖
2014-10-10 23:48
    

按:很有意思的文章。


几天来,朋友圈里频见米兰·昆德拉的名字,有他的文章和语录,也有关于他的文字。于是知道,诺贝尔又开文学奖了,健在的老先生们又要被惦记一次。

不过,如果你想显得内行一点,想在一群人里面脱颖而出,这句话就得这么说:“健在的老家伙们又要骚动一次。”

充内行的几个要素:世故的口吻、冷知识、八卦、阴谋论。世故的口吻,不多说了,多看几个视频,想象一下自己在场还认识好些人。冷知识,这个很重要。诺奖得主大多七老八十,所以如果你能说出一些比较年轻的得主,准能shock一些人。首先,你可以纠正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迄今最年轻的得主,不是1957年的加缪(获奖时44岁),而是1907年的路德亚德·吉卜林(42岁),传讹的根源在于加缪名气太大,而且英年早逝,“最年轻得主”一说比较符合人们的情感期待。至于吉卜林写过点什么,你就不用操心了,这是个梦想给英帝国主义还魂的作家,你只需把这一点抬出来,别人就不方便多问。

那么最年长的作家又是谁呢?2007年的多丽丝·莱辛,获奖时88岁,应该可以了吧?不,你得牢牢记住E.A.卡尔费尔德的名字。此人写诗,在1931年,已经平躺在坟墓里的情况下,被“追授”为诺奖得主,后来再无此类案例。他写过什么诗,那也不是你需要关心的,因为,很幸运,他的诗即使在瑞典国内也少人问津了,相反,你可以点出卡尔费尔德的获奖曾让瑞典皇家学院的公信力大跌,使得他们下不为例——你又可以赢得一批围观群众的心。

好,这就说到瑞典诗人了。无论怎样,你要抽出一个双休日,记住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ranstromer)的名字,实在不行就像美国人一样,想想“变形金刚”(Transformer)。跟卡尔费尔德相反,2011年给特朗斯特罗姆发奖,瑞典人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因为之前奖励过的瑞典人——6个半,半个是奈丽·萨克斯,拿着瑞典国籍的德语犹太女诗人(记不住就算了)——几乎无一人无争议,尤其1974年一起得奖的那二位,雍松、马丁逊,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你若真记住这两个人名,并且记住他们当初自己是诺奖审评团里的人,你又可以赢得一批围观群众的心。你已经有两批心了。

好,说到一起得奖,我们就慢慢摸到诺奖冷知识的边缘了。掌握冷知识是装逼必备,因为愚蠢的人类,脑袋里埋着一根比千寻长江铁锁还稳固的因果链,他们想:哇,你连这么冷门的事都知道,那无疑别的你也都知道了。世上的聪明人,都是善于藏起自己的蠢而欺负别人的蠢的人,这点,我不说你也懂。

一起得奖的有谁呢?除1974年外,还有1904年,1917年,1966年,看上去不多,但不好记,因为缺乏记忆的抓手,尤其1917年那俩丹麦人,他们的书很少有人读了,连北欧人疙疙瘩瘩的名字,能念全的人都不多了,他们被选出来,主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拖得太长了,整个欧洲都快给拖死了。然后,1944年,诺奖选出来的获奖作家也是一位丹麦人,也是一个今天很少有人提到的作家,J.V.延森。你看,丹麦这个国家,还是很治愈的。

你若能谈论一下丹麦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的特殊贡献,你又可以赢得一批围观群众的心。

有一个品牌叫诺贝尔瓷砖,跟诺贝尔没啥关系,不过五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倒是经常像一块瓷砖似的,把人贴脸哆嗦一下。记住,一旦有人念叨“冷门”之类,你就要跳将出来说,行啦,要说爆冷门,哪里轮得到现在。然后,你当当当当连名带姓背出一批北欧获奖者的名字,什么西格丽德·温塞特啦,什么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啦,什么帕尔·拉格奎斯特啦,什么比昂斯切尔纳·比昂松啦,什么弗朗茨·埃米尔·西伦帕啦,能说多少说多少。你说的都是事实,那些日子,诺贝尔文学奖的确隔三差五地发给大冻省的文人们,他们之中,至今还比较有名的算是挪威人汉姆生,冰岛人拉克斯内斯可以算半个。“拉克斯内斯其实写得很好”,“彭托皮丹其实是个被忽略的大师”——这种话平时多练练,有益无害。

当别人也注意到冷知识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比如,1962年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总有人说那是冷门,这时你要站出来说,其实吧,斯坦贝克那会儿很红很红的,只是今天我们不太提,在美国,他的地位一度要攀上莎士比亚呢。你再抓几个类似的伪冷门出来:高尔斯华绥、赛珍珠、霍普特曼、梅特林克……你手里的心越来越多了。

同样道理,如果有人在大谈“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因素”,你作为行家,大可不必跟他们掺乎什么高行健、索尔仁尼琴,那简直太俗了,俗不可耐,比上两代苦大仇深的公知还不如。我建议你跟他们谈罗素,对了,1950年得奖的那位哲学家。你站起来,表示从罗素开始,1950年代的十个得主全都是欧白男——欧洲男性白人,这是多么政治正确的一段时期呀!然后,你再谈谈1950年的罗素和1960年的圣-琼·佩斯,其实也都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合适人选,他们一个参加过反核示威,另一个曾为欧洲的统一尽力(怎么尽力的不用细说),那些只知人云亦云的家伙,自然就退下了。

 

新世纪的诺奖一直在插红旗:让世界地图上未能染指过这一桂冠的国家,如匈牙利、奥地利、土耳其、加拿大、中国都尝一尝味道。所以,当人们说到莫言拿奖时,你把这个背景揭出来,可以给自己加分;绝不要跟那些公知走,扯什么作家良知、中瑞关系云云。阴谋论也是分档次的……什么?莫言的书我读过没?您别开玩笑了,咱都中国人对吧,不看也知道他写的是啥。

接着,你可以宣称,现在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已摘,就剩一些有海外敌对势力背景的家伙在唧歪个不停。现在难受的是美国人,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二十年没有拿过诺奖啦,自从1962年之后,还没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拿诺奖哪,这叫一个如坐针毡哪,怎么回事?

你看,主动权在你手上了。

别人会说,这个嘛,说明诺奖的眼光已经世界性了,不再围着美国转了,或者,他们又会重弹政治的老调,说诺奖瞧不起世界警察,连累了该国的作家也得不到奖云云。这时,你就得掌握一些基本的八卦,你说,喂,你们晓得吗?美国最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菲利普·罗思,他犯了大忌,他跟美国前辈,同样屡次获得提名却没能得奖的诺曼·梅勒一样,都是厌女症患者。你看他的书,写得多么淫,动不动就是老教授泡小女生,可是他这个人又说女人是妖孽,男人出轨都是女人诱唆的。所以,不劳瑞典老头子们动手,很多人都看不上他。

可是呢——你话锋一转——那些没得过诺奖的人就不好了吗?不是的!你看托尔斯泰得过吗?没有。卡夫卡得过吗?没有。普鲁斯特、乔伊斯、易卜生、博尔赫斯得过吗?没有。鲁迅也没有。张爱玲,这么勤奋的好作家,死了还在出书,也没有。——说到这里,你看众人露出了恍然且感激的表情:你在显示了自己的专业之后,也留给他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你真好。

老舍、王小波、王朔、韩寒、村上春树、昆德拉……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罗列心目中的该得却未能得到诺奖的人选,说到昆德拉的时候,你可以打断他们:昆德拉,那啥,今年他很有希望。然后,一群人围上来问个究竟:为什么啊,我们都知道的外国作家里面居然有大热门?你就可以娓娓道来:二十年前他大热,二十年后他就算是冷门了,而诺奖是最喜欢冷门的……

差不多了。掌握好这些知识和谈话技巧,你至少已站在了世界文学的前沿。但我还想补一点超纲的。

昆德拉之所以一直得不到诺奖,是因为他自己说过,大众传媒,总是使一个人,而不是他的作品成名。他在《耶路撒冷演讲》中转引福楼拜的说法,说小说家是“希望消失在他的作品后面的人”,他们拒当公众人物,“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它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场的附庸”。

所以,诺奖用忽略他来成全他,否则,他就不可能安然躲在作品后边了,要被拉出来示众、归类、解读了。作家拒绝成为谈资,但这很难,几乎不可能,因为诺奖这个世界文学唯一的big event,本身就是谈资。对此,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们这些深受大众传媒之哺养的人,就不要跟保守乖戾的作家一般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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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都需要我们捍卫(转)
2014-09-30 18:45
    
李按:这篇文章说出了我想说的。在这个网络谣言肆虐的时代,本文堪称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文章作者:进击的熊爸爸  

    9月30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将迎来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10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新华社电
    1941年冬,莫斯科以西86公里,彼得里谢沃村。
    某个寒冷的夜晚,一队德国军人抓住了一名放火烧掉军马厩的年轻女孩。在这样恶劣气候下被袭扰令这群德国士兵出奇愤怒,尽管这个女孩看起来弱不禁风,但他们还是严酷地刑讯了她。但无论怎样的毒打或者诱骗,女孩始终一言不发,只回报以冰冷仇恨的眼神。这样的结果令德国人感到不适,在审讯的最后,他们判定女孩是纵火犯,要处以绞刑的惩罚。
    出于某种威慑的考虑,在第二天对女孩行刑前,一些当地人被要求现场“观摩”。于是,彼得里谢沃村的村民们见证了这位刚满18岁女孩人生的最后一刻:她衣着单薄,在寒风下瑟瑟发抖,被押解着穿过白雪皑皑的广场。雪花飘下,落在女孩长长的睫毛上,下面是一双无畏的眼睛。当一条粗大的绳索套住她的脖子时,女孩挣扎着高喊:“斗争呀!别胆怯!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时,一个德国士兵踢开了她脚下的木箱。
     彼时,正是苏德战争中苏联最困难的时期:大片国土沦陷,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被击溃,战无不胜的德国军团已极度接近了这个国家的心脏——莫斯科,全世界都在掰着手指头算着苏联战败灭亡的日子。
     然而,每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影响力的民族是绝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当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群人会勇敢的站出来,他们将挑起为民族命运做不屈抗争的重担,并毫不吝啬地泼洒自己的鲜血。在所有国家的史书中,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英雄。
     这位名叫卓娅·科斯莫杰勉斯卡娅的女孩正是其中之一。也许从军事意义上讲她的“战果”不值一提,然而她的勇气和呐喊却如同惊雷般唤醒这个国家的勇气和血性。当女孩的事迹传播开来时,整个苏联从统帅到士兵都愤慨万分,复仇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前线。
     英雄的意义就是会使一个坚韧的民族重燃斗志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于是,这个满脸是血的国家开始了奋起反击,并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最后到柏林,世界见证了这场战争的逆袭。
     1942年2月16日,这位女孩被追授“苏联英雄”的称号。在我看来,当女孩毅然走向绞刑架的那一刻,她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最坚韧的品质,也无疑是当时这个国家最巍峨的精神丰碑。她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并应当永远地受她的国人们崇尚、尊重以及缅怀。
然而,我错了。在恶毒的政治阴谋面前,任何美好和伟大的事物都会被毫无怜悯地毁灭掉。
     在女孩牺牲在绞刑架上50年后,她再一次被拉上行刑台。这一次的刽子手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外国士兵,而是来自她曾誓言保卫过的同胞——一群职业高贵、外表光鲜,但却无法掩盖内心深处对祖国深深恶意的人。
     最先跳出来是一本自诩为“良心”的《论据与事实》刊物,记者А·若夫季斯凭借着不知道从哪里翻找出的一堆野史文字,“恍然大悟”地撰文揭露“真相”:卓娅烧掉不是德军的马厩和草料,而是村民的木板房,于是愤怒的村民抓住了她并扭送德军惩处。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居然是纵火犯?入侵的法西斯军队居然主持了公平与正义?就在文章引起了人们困惑之后,紧接着,更多不怀好意的人一拥而上:有人发现了卓娅儿童时期曾经治疗过精神性疾病就一口咬定女孩是个神经病,还信誓旦旦地认定只有神经病才敢那么“无畏”才会那么“犯傻”;有人质疑卓娅行刑和尸体的照片是为宣传进行的摆拍和伪造,甚至传言斯大林为了伪造还迫害了无辜平民……众口铄金必定积毁销骨,仿佛是一群凶恶的刽子手在一刀刀残忍地划开女孩的身体,女孩以及她的精神由此轰然倒地。
     被那些人毁灭的不仅仅是卓娅一位英雄。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苏军战士、战斗英雄马特拉索夫的事迹被描绘成当局编造的谎言;不屈服于侵略者的严刑拷打、凛然赴死的奥列格·科舍沃伊被他们认定成精神失常的母亲编造的离奇骗局;牺牲在敌国刑场上的尤利乌斯·伏契克被他们判定为反复无常卑鄙的小人……甚至连那个民族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的缔造者列宁,也被他们贴上了“德国人的间谍”、“毁灭俄国文化的罪人”、“美好的沙皇俄国的破坏者”一个个恶毒的标签。
     这是北京初秋的一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我坐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上的一座建筑物内,正在读一部20多年前一个世界强国的灭亡史。当史实把那些曾经的阴谋一幕幕呈现而出,当读到那些国家的英雄和那个英雄的国家被肆意诋毁扭曲抹黑并因此而毁灭时……我感到了冰彻心扉的寒意。
      精忠报国的英烈被推倒了,那精忠报国还有什么意义?舍身取义的行为被讥讽了,那舍身取义还有几人会追求?抵御外侮的壮举被恶搞了,那抵御外侮又剩下几分价值?没有什么比一座座民族精神丰碑被毁坏更可怕的事情了,伴随着一个个英雄倒下,是全体国民信仰支柱的崩塌,继而是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而这一次却再也没有英雄站出来拯救国家,在内奸外敌的合谋下,这个世界超级大国走向了毁灭的深渊: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甚至直到今天,那个国家曾经最发达的一块土地上,硝烟依旧弥漫,安定远不可及,繁荣更是遥遥无期。
     苏联解体至今仅仅二十多年,世界已然沧桑巨变,昔日的超级大国已经作古,而东方那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则正在全面崛起、奔向复兴。然而在残酷的国际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崛起的征途必定不会一帆风顺,正面竞争和遏止从不会缺少,背后阴谋和诡计亦从不会缺席。下一个阴谋的牺牲品,会是中国么?
     同样是一个国力强大经济富裕军力上不可轻侮令世界强国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同样是意识形态独立自主而被某些势力恨之入骨的国家,同样是拥有悠久历史文化、涌现过无数英烈、诞生了壮丽精神丰碑的国家……当政治、军事或经济手段的遏止已经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难道还有比抹黑其英烈、虚无其历史、混乱其人心、沦丧其民族精神以遏制甚至毁灭其更有效的手段么?
     如果你一直在上网,你应该早有感知,事实上,遍布在网络、报纸、杂志甚至教科书上,这场旨在摧毁我们民族精神高地的阴谋早已发动,甚至连手法都出奇的如出一辙。
     2013年底,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自诩“解读历史、传播真理”的认证账号发布了一条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抵抗外辱英勇抗战的英雄被描绘成了土匪,而屠戮了无数国人的日寇则成了主持正义的化身。这就是所谓解读“历史”?这就是所谓传播“真理”?
     不久前,一个认证为某教育基金会主席、某几所高校兼职教授、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公知,把三十年前“无意”道听途说槽点满满的话发上了微博:“当年江姐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把为了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坚韧不屈、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抹黑成了出卖色相出卖肉体的娼妓。竟有如此的教育基金?竟有如此的大学教授?
     同样是在不久前,一群自诩为追求真相、中国良心的所谓专家也突然集体鼓噪着对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黄继光进行质疑,有人用粗浅可笑的物理分析堵枪眼的不可能性,有人论证英雄的事迹是官方记者杜撰,有人戏谑黄继光脑子有问题,还有人恶搞总结“枪炮基本不用,炸药基本失灵,全军趴着不动,围观一人玩命”的段子……可这些人却从不敢直面的史实是: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者是我们。装备简陋的志愿军对抗最现代化的联合国军,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无畏和牺牲,胜利会能到来么?事实上,参与了这场悲壮惨烈攻坚战的15军45师135团六连官兵几乎全体阵亡,唯一重伤生还的战友万福来在听到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时大为不满,上书陈情,才有了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把英勇无畏舍身忘死、激励一代又一代战士的军神恶搞丑化成骗子、傻瓜。那就是所谓追求“真相”?那就是所谓的“良心”?
     乐于助人、奉献社会的雷锋被他们抹黑了,于是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冷漠孤僻、袖手旁观;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焦裕禄被他们丑化了,于是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唯利是图、贪婪无耻;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董存瑞被他们恶搞了,于是我们见到了越来越多的明哲保身、见死不救……请想象一下我们的民族精神高地全部沦陷后的场景吧,一切美好和高尚将不复存在,所有良知和秩序将荡然无存,这个国家将重蹈苏联人的覆辙和噩梦,伟大民族的复兴将被彻底打断,混乱和苦难必然会重新降临这片大地,并波及到我们每一个家庭。
     朋友们,请擦亮眼睛,看清那些流言背后的阴谋吧!每一条污蔑我们英雄的谎言,每一条诋毁我们先烈的谣言,都是射向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子弹,都是意图毁灭我们美好生活的毒药。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沦为阴谋者的帮凶。
     请铭记我们的英雄与先烈,是他们当初所有的不计得失的付出和舍身殉难,才使你我能够在今天明媚的阳光下安享平淡幸福的生活。他们的业绩我们无以为报,但他们的壮举我们必须铭记于心,他们的荣光和英名我们必须尽心守护。
     请尊崇我们的英雄与先烈,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巍峨的精神丰碑,他们传承了这个民族最伟大的精神魂魄,他们的品质指引着人们冲破险阻、不断前进。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崇尚我们的英雄就是守卫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守卫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请捍卫我们的英雄与先烈,绝不能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代价凝结的硕果在我们手中毁于一旦。有一个民族已经为此付出过惨重代价了,在20年前他们在英雄被抹黑时刻没人站出来,10年后整个民族为此忏悔不迭并拼命弥补: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郑重地向国人宣布卓娅所有的事迹都是真的,彼得里谢沃村路口屹立着的卓娅纪念碑永远干干净净,结婚的新人们会向卓娅的塑像献上鲜花,幼儿园老师会带着孩子经常来看望这位女孩并饱含深情地讲述她的故事。
     愿我们每一位伟大的英雄与先烈,在我们的捍卫下,不会承受那样多舛的命运,并永远安享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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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高考就是红线(作者:李淼)
2014-06-09 20:20
    

按:兼听则明。本文有些角度颇新颖。

 

高考就是红线

李淼

 

一、不应责备高考

很多人批判中国教育体系,同时会连带批判一下中国高考(全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就像很多人会因一件不如意的事立刻将原因和责任归结为社会和体制:我是多么好的人,我是多么不得志,一切都是万恶的体制和无情的社会造成的。

这种做法简单,效率高,一下子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卸掉了,同时还赢来别人尊敬的目光:“牛逼,敢于反体制。”问题是,是个人都会口头反体制的今天,这种做法一点勇气也不需要。相反,在我看来完全是懦夫行为。不去为具体问题找具体原因,一上来就逃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不是懦夫是什么?

没错,高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打断骨头连着筋,没准很多让中小学生不堪重负的应试教育措施和现象直接间接地都与高考有关,但我们必须问一句:“如果取消高考,后果会如何?”

我的答案是,后果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将更加下降,不公将更加严重。换言之,尽管高考是现行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却是好的一部分,现行教育体系的不合理处也许和其他因素更加有关,高考本身却是这个体系的健康部分,过去现在起到了好的作用,在未来也不能废止。

表面上看,大家总喜欢拿来比较的美国大学入学方式更加合理,更容易发挥中学生各种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问题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公平,并不是完全基于学生本身的素质。相反,美国大学入学也许和学生的家庭条件更加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我曾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来回跑,那个四年中,我是台湾大学的客座教授,女儿和儿子分别在台北民族国中和公馆小学读书。那时,台湾已经开始了教育改革,1994年回到台湾的李远哲主持了教育改革,到了2002年,台湾废止了大学联考。

我们看看那时台湾在教育改革上都做了什么。在废除联考之前,台湾的大学入学与我们现在通行的高考非常类似,考试定在七月初,统一出题统一考试。和高考不同的是,考生分为四类:理工、文学、医农、法商。与大陆近乎一样的是,语文、数学和英语是各类必考科目。理工组加考物理、化学,文学组及法商组加考历史和地理,医农组加考生物、化学。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分类比大陆高考分为两类更加合理。李远哲于1994年担任了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召集人,启动了教育改革。可以想象,2002年废除大学联考之后,台湾的大学入学形式就很类似美国的了。

在废除联考之前,民众对联考的评价和我们过去对高考的评价一样,机会均等、公平,出生工农的子弟有机会借读书改变命运。同样,联考连带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不堪负荷。当然,我个人认为任何应试教育的弊端都不仅仅与高考有关。2002年,台湾以多元入学代替大学联考。但考试并没有消失,反而多出了一个考试,原来的联考被“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取代(简称指考),多出了高三寒假中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简称学测。学生不一定两者都要考,如果考了学测,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和推荐向心仪的大学系所申请,然后再通过面试。这一点,很类似大陆今天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方式。学生也可以选择只考指考,指考通过了然后被志愿上填的大学筛选,并不是所有大学不要求学测。

但学测和指考并没有减轻学生负担。学测考试包括更多的科目,例如国文就有高一国文和高二国文,而指考的考试科目不同大学不同院系甚至有自主要求,标准变得难以把握。事实上,很多人觉得,多元入学反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因此台湾人说,联考一刀毙命,多元入学凌迟受死。我想,是人都愿意被一刀毙命而不是受凌迟的极刑,不想上大学的人除外。

二、高考是必要的红线

回到大陆的高考。以我自己的经验,已经很难判断现行的高考难度了,因为自我36年前参加高考以来(事实是,我高二上学期在77年冬天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但没有过提前考试生的分数线),高考经过了几次变革,还在2003年增加了不同高校的自主招生。这些变革,有点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有的也许带来了更多不公。前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事件就是明证。

撇开高考难度不谈,我想谈谈对于理科教育来说,高考的必要性。

前段时间出现了在高考中废除英语科目的声音,接着又出现废除数学科目的声音。去年,我还专门就此写了一篇短文,下面再引用短文的主要内容。

有人经常拿华罗庚说事,说他老人家当年没有上过大学,不是照样成为数学大师?这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华罗庚没有上过大学不错,但他的经历恰好示范了不经过科班教育,一个人很难成为本专业中的大师。他确实没有上过大学,却在金坛中学当文员,十九岁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数学论文,二十岁时写了一篇论文被清华大学数学教授熊庆来发现,“打破常规”,请他去清华担任了图书馆馆员,请注意,熊庆来还没有请他去当数学教授。慢慢地,他开始担任数学助理,继续发表论文,我们需要注意到,此时华罗庚只有二十一岁,开始接触到正规的数学教育,比普通大学生晚不了多少。直到二十三岁,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二十六岁的时候,被剑桥大学的著名数学家哈代请去待了两年,这两年是关键的两年,华罗庚与当世最好的数学家接触,发表了十五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好数学家的基础。华罗庚是天才,因此他接受的教育稍微短一点,但他毕竟经过了与第一流数学家接触这种过程。

另一个数学天才的例子是更加传奇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作为天才,他正常进了大学学习,二十七岁的时候,同样因为哈代到了剑桥大学,与哈代合作,他的最好的数学研究是在剑桥完成的。

第三个例子则是我的同行,爱因斯坦。有一种神话说爱因斯坦年轻的时候在中学的学习成绩不好,这和爱因斯坦的所有传记矛盾。事实上,爱因斯坦中学和大学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不偏科,文学艺术样样都好。读过爱因斯坦文章的人都能感到他的行文简洁优美。

前几天,维舟先生在《大家》写了一篇文章《“二把刀”占领中国》,文中指出了中国民科民哲的盛行。民科盛行,却没有什么建树,具体地证明了,在科学领域,没有正规训练,一个人很难有所建树。当然在民科眼中,他们的“成果”受到体制的压制,他们不知道,科学本身的逻辑和实验性质确立了科学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之外,你一定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不是逻辑就是实验。维舟指出,民科民哲民史民经之所以众多,并在普通人那里有很大的市场,是因为:

“这种现象的根源,固然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历来不发达,专业人士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显然更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和研究体制的问题。

概言之,绝大多数的现代研究体系在中国的引入与建立,都是一个很新的现象,相应的知识尚未制度化,人们所以也感觉不到专业门槛或学术壁垒的存在,任何人似乎都觉得自己可以说上两句。

‘制度化’的意思,并非是说纳入某个政治体制之中,而只是说这一知识领域逐渐趋于专业化、树立学术准则和规范,进而成为一个自我维系的体系,形成合乎规范的知识生产,而不是仅靠分散个体自发的业余兴趣或‘灵感’。”

因为有了逻辑和实验的要求,科学有了门槛,民科随便说说最终还是没有市场,但是文史哲,就很难看到明显的门槛,其实我们知道还是有门槛的,特别是历史和哲学。文学有没有门槛?我觉得也有,只是语言本身是我们日常要用到的,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语言专家,所以,每年高考,很少看到有人吐槽数学考试或理科综合考试,却可以看到无数对作文的吐槽。当然,作文本身也有一定的底线在那里,只是这条底线不清楚,也不够“高”,所以普通人会觉得语文考试有问题,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使得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出题时常真的没有“底线”。加上中国的特殊原因,文以载道,弄得好文章进入不了中学语文课本,倒是不怎么样的老文章在语文课本上永远撤不下来,叶开老师为此还特别自己编了三本《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

维舟认为,在人文领域“民文”的盛行还是因为制度化不够的原因:

“不难发现,就中国的情况来看,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点很不一样,物理学、化学之类近代才从西方输入的科学科目,一般人的意识中已承认,那有门槛,不是 想谈就能谈的;但另一些,尤其是历史学、国际政治之类,这类知识的制度化还远未完成,甚至根本是个新事物。用陈平原2011年在中国科学院演讲时的话说: ‘我的专业(文学批评),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

在美国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的学术研究是高度制度化的,‘普通非专业民众与专家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不同’乃是社会共识,人们也不大敢对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大发议论;在那种完善的研究体制下,一个人甚至很难有机会当上‘民科’。”

不论是理工还是社科人文,都有一定的底线或制度在那里。高考,退一万步说,是为年轻人进一步在底线之上进入更专门的学习设定了一个最低的红线。当然,接受高等教育不等于将来在某个方面成为专家,而是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人具有基本的专门知识,因此高考也只是给大家是否够格接受这些训练设定了一个门槛。另外,高等教育相对来说还不可能完全普及,这在西方国家都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资源问题,更加深刻的原因还是,如果你要进一步学习,你必须跨过一个门槛。

回到前面提到的取消数学科目考试的呼声,我引用一下去年写的短文:

“前段时间,继‘英语滚出高考’的呼声之后,又出现‘数学滚出高考’的呼声。我很同情这种呼声,但理智上又觉得,只要高考存在一天,数学不应该滚出高考。

理由很简单,基础数学和语文一样,是文明人必备的教育。说起来,我们都知道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在于有思维能力,有智慧。那么,如果用几个简单的技能来区别人类和其他动物,该是什么样的技能呢?第一,人类有语言能力,这让我们能够互相交流,能够持续地思考,并且记录思考的结果。所以,中国传说仓颉造字时夜闻鬼哭。鬼为什么哭?因为人类在口语之后有掌握文字之后,人类文明将有一个极大的发展。从口语到文字是一个飞跃,因为文字传播更广,流传更久。第二,人类有数学能力,除了加减乘除,人类还发明了更加抽象的数学帮助我们写下物理学规律,化学规律和生物学规律。有了数学之后,人类文明在近千年之内又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有了语言了数学,可以说,人类的智慧不再存在极限,'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的了。除非你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于人类文明之外,你可以不学语言,不学数学。话说回来,中国高考的数学之难,已经远远超出必要之外。我看新浪微博有一条'微话题',就是'数学滚出高考',其中引用丘成桐的话:‘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只是做题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数学人才!'

再看微话题下支持的人,有十三万多,而反对让数学滚出高考的,只有四万多。可见,过于难的数学,早已不得人心。”

在学校,我们不完全相信考试,但完全不信考试也不行。在过去十五年,每当一个研究生或本科生来问我,我在做研究之前要准备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将几个基础课学好,不一定是考试成绩好,而是你真正学好了,因为这是你以后做研究的基础。基础不好,只会让你养成眼高手低的习惯,我就没有见过基础不好研究做得很好的,因为这是矛盾的,如同一个音乐家,基本的钢琴课不过关就会作出很好的曲子一样不可思议。历年来,我带出了十七位博士,从这个有限的样本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研究能力与他们的基础扎实程度成正比。

三、中国高考的优势

我最后会说到中国高考的弊端,但在说这些我亲眼所见的弊端之前,让我说说中国高考的好处,这些好处不是我的研究所得,是李政道之子李中清教授的研究所得。最近,李中清教授和与梁晨、张浩合著的《无声的革命》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们陈述了关于中国高考研究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开始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本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我引用李中清教授在三联采访中的一些回答:

“这本书我们主要的结论就是中国的高考制度对促进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批评高考制度,当然它有很多不好的方 面,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第一,高考相对客观;第二,因为它相对客观,所以缺乏条件的人就有可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样就保持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

前几个星期我在内地开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是关于财富积累的。我觉得机会公不公平是比财富积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

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收入分布很不均衡,最近十年由于各种原因财富的积累很不公平,但至少高等教育因为高考、像北大这样国家精英大学也必须在高考体制下统一招生,至少机会是比较公平。当然说绝对公平是不实际的,但总的来说比别的国家、比中国以前要好很多。”

“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我大概参加了有七年,而且本科生转校生录取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做了三四年。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有一个SAT考试,我记得在90年代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看看加州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成绩和他们SAT的数学成绩是否相关,后来我们发现,虽然基本上不相关,但满分800的数学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780,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毕业的可能性会增加300%。所以我们因此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收任何SAT数学成绩在780分以下的学生,除非他有物理奥林匹克奖之类的成绩。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在美国相对客观的录取线,以便录取更多的成绩更好的学生。

来我们去问麻省理工、哈佛、耶鲁等等,考入他们学校的学生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我们还把加州理工学院录取改革前和改革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有了客观录取标准之后,我们的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忽然降低了好几万美金,而且比斯坦福、哈佛、麻省之类的学校,我们收的孩子就比较穷一点。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数学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我知道中国过去有科举制度,后来有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在西方的传统之外,所以我很感兴趣想知道,到底中国和西方比较,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综上所述,中国的高考制度与美国相比甚至都有一定的优越性。

我前面还谈论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和联考的取消,后来证明,多数人认为取消联考代之以多元入学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多数人希望恢复联考。可见,与联考类似的高考还是有优越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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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我们的英雄都去哪儿了?(周小平)
2014-03-20 13:09
    

李按: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也许本文是作者一气呵成的,所以文中有些小小的可以理解的讹误。

 

  第一篇:《我们的英雄都去哪儿了?》

——烟花三月下南车

 

 文:周小平

 

《我们的英雄都去哪儿了?》+番外篇《文化冷战与网权力大揭秘》

    一个国家招不招人喜爱,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混得咋样。一个充满了英雄和朝气的国家自然会有人去爱,而反之一个充满了民粹大亨和扭曲段子的国家是不会有人去爱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都不缺英雄,但老百姓却很少能看到他们。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英雄都去哪儿了?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我想先从马年春晚结束之后发生的事情开始说起。

 

    马年伊始,在有些人刚走出演播室就开始上网怒骂中国文化和体制的时候,有一个叫王芳的小姑娘在走出了演播室之后,还继续唱着她的英雄组歌,并且敢于在微博上骄傲地宣称自己热爱这个国家。当看到她那样在网上说自己爱国的时候,我这个互联网老兵当然知道等待她的一定是铺天盖地的造谣漫骂,一定是技术员对她实施各种删粉手段和封口以及拉偏架。果然没过多久,各种造谣小姑娘是*女的段子铺天盖地,她的微博先是被禁止评论,再是关注她的粉丝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关注。看着她遭遇的种种,我不经意间是想起了十几年前在西藏边防打演习时,我在寒风中看到的一朵小格桑花,它在一片乱石堆和狂风中显得如此不堪和孱弱,似乎随时都可能被那些向刀子一样的寒风吹折。然而当夏天来临,我们再次去边防巡逻的时候,我却看到那一片山坡,已经开满遍地的格桑花了。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我接下来会写:“因此冬天一定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不,你错了,我不想说那种自欺欺人的话,好事不会从天而降,任何事情我们不去努力就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只会越来越糟。

 

    每年上千亿的媒体经费,养活着难以计数的自诩公道良心的中国媒体人,可你们就这样看着那么多污言秽语去冲击一个小姑娘,而且看得心安理得。在我看来,这不仅懦弱而且愚蠢。

 

     但即便看到中国的某些媒体人如此懦弱和愚蠢,我依然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甚至这个党抱有信心。这种信心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有在长津湖不惜把自己活活冻成冰雕一百多个卫国英雄,有钱学森那样的科研先辈;不仅仅是因为有像王芳这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懵懂爱国少女,有罗阳那样的沉默脊梁;不仅仅是因为有王伟的牺牲,有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鲜血和有银河号的委屈;也不仅仅是因为有那些连背心都布满破洞,在大热天蹲在发烫的水泥地上吃着盒饭就把歼10造出来了的大批中国无名科研英雄和无名工业人,有那些个只能骑着自行车吭哧吭哧地在歼20后面跟场的工程师和老专家;更不仅仅是因为我傻到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懦夫和庸人;而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碰巧知道了这些共和国沉默脊梁们的故事,因此我知道谁才是这个国家英雄。

 《我们的英雄都去哪儿了?》+番外篇《文化冷战与网权力大揭秘》

 

     事实上,恰恰是由于这些沉默脊梁们的不断牺牲和奋斗,才换来了今天中国人的来之不易普遍安全和富足的生活。然而那些坐在他们劳动成果之上的张嘴吃现成的个别艺人,妓者,演员,文人,成天吃饱了没事干,不仅不去宣传这些沉默的英雄,不仅不去传播他们的故事,而且还鄙视他们咒骂他们,说什么中国工业化污染环境破坏天道,说什么中国模式走错路了。的确,这个国家是出了点问题,因为这个国家的嘴巴在诅咒养育自己的双手。

 

    我在想,如果这个国家永远都是所谓的民主女神、八股文痞、自由斗士、无良律师、黑心记者、异见领袖、鸡汤导师、民粹大亨们在舞台上活跃的话,是到死也培养不出一个爱国者的。幸好这个国家还有无数沉默脊梁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我们这些爱国者的存在。可是每当想起那些沉默脊梁们的付出和心酸时,我心里就会难受。而每当想起某些妓者、公知、媒体人们的无知做作和懦弱愚蠢时,我心里又会鄙夷。但是没关系,真的没有关系。一个国家就好像人体一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然有他们那样的脊梁,那么也有一部分残渣败类亦不足为奇。历史会公正的记录下每一个人的嘴脸,时间刻画出白骨,没有人可以脱罪。

 

     有电视主持人跟我说:“哎哟,周小平我跟你说,中国最恶心了,没有一样吃的东西是安全的,上次我们去日本,哇塞那个日本XX雪花牛肉可好吃了,全是原生态和中国的大不一样,我回国的时候给自己装了一大包回来囤冰箱里慢慢吃。” 然后我默默地向她转发了那条日本XX雪花牛肉其实是在苍蝇成堆的加工厂用病死猪肉熬油并注射到牛肉里制造出来的那条新闻,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还有大社记者跟我说:“周小平,我跟你说,全世界真的只有中国有污染,我去巴黎出差,哇塞,连空气都是甜的。而且我回国那天,飞机刚一飞入中国国境我就开始咳嗽,你说我们都污染成啥样了?”我回答他说:“首先飞机是在平流层,那里不仅没有Pm2.5,连pm0.5都没有。其次法国pm2.5每年冬天也双爆表,前几天一直都是好几百,这几天正在搞单双号限行呢,限行后好几天才刚刚恢复成100多,比今天的北京还高20呢。法媒的报道你没看吗?”然后他就开始大骂我是五毛。

 

    更有知名导演人跟我说:“周小平,你看我们中国什么都不行,中_央还要我们宣传中国梦,这可怎么办呢?我们中国科技不行,民生不行,文化不行,体制不行,创新不行,环境不行,什么都不行,怎么和外国比呢?因此我们只能这样,就是找一些孤寡老人啊,留守儿童啊,街头艺人之类的来说出他们的故事,这样老百姓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还算幸福,这就是中国梦啊,你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你凭什么说中国什么都不行?你知道不知道中国在追赶西方工业体系和民生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代价?产生了多少罗阳式的英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茫然摇头。而这些人掌握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喉舌。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导演的奇葩想法,直到最近每次打开视频网站或电视机看到一些关于中国梦和正能量的节目时,我才发现这绝对不是个孤立现象。那些试图描述中国梦和正能量的节目总是在讲述三四种关于中国梦和正能量的故事,其中一种是关于癌症的,另外一种是关于残疾人的,还有一种是关于街头艺人的。并不是说癌症病人不可怜,残疾人创业不值得帮,更不是说街头艺人不好。但是这是关于中国梦和正能量的节目啊,它又不是《感动中国》。

 

     是的,这个国家的各类媒体都充斥着这样的情况,充斥着各种脑洞大开的废物和奇景。我们怎能指望这台戏好看好听呢?也许在某些媒体人眼里中国唯一的正能量就是残疾人,癌症患者和街头艺人。至于这个国家的英雄,那些沉默的脊梁,他们那双瞎睛永远都看不见。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辛苦和后三十年的改革,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那些真正引领他们积极向上的傲气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光荣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是成天听你们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说自己家里有多少孤寡病患来建立“正能量”。人们只会爱慕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勇敢的祖国,一个自信乐观的祖国,一个纵横捭阖的祖国,而绝不去会爱慕一个病歪歪,自我贬低,自卑颜秽的弱鸡祖国。同情不是爱国主义,崇拜才是。一个国家的气质若不能引人崇拜,那就只能任人践踏。

 

 

    看够了某些中国媒体人的昏庸无能,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宣传工作者是怎样做的吧。美国人的超级大片里,拯救地球的绝大多数是那些了不起的科学家,而中国的电影里,你看不到中国的科学家在干嘛。美国人在每一集超人电影总都安排从马路边救起小姑娘的片段来弘扬雷锋精神,而我们这边对好人好事却只有质疑,2006年彭宇承认自己撞到老太太,有7个目击证人都证明亲眼看到彭宇撞到老太太。但媒体记者,公知大V电视台一拥而上将其炒作为“扶摔倒老婆婆反被讹诈。”成功营造了全社会都不敢再做好事的风气。当时微博一夜之间所有公知大V集体转发内容整齐划一的“哥过去是开奔驰的,现在骑自行车了,就因为扶过三次老太太。” 那段子还终于被搬上了春晚,进一步发冷发黑。 美国人塑造雷锋,中国人推倒雷锋。

 

    美国人可以把有利于自己的科学英雄,宇航员,科学家,工程师包装成人类的明星,偶像,英雄。阿姆斯特朗一句话,宣传得连村里的孩子都知道,而中国的科学家,科学英雄,宇航员,工程师却永远是沉默的英雄,他们凭什么就非得沉默?

 

    美国人弘扬战争英雄,连喜欢活剥人皮做成人皮鞋穿的华盛顿都宣传成了圣人,连在内战中指挥下属军官奸淫整个投降城市女性的林肯也被吹捧为解放者。就连普通美国人的形象也巧妙地在《1942》《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这样的战争影片里得到了升华,他们的形象从参与过对中国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的战争罪犯形象,整齐划一地被美化成了“救苦救难的神父”,“报道真相帮助中国人的英雄记者”。而中国人自己的战争英雄呢,无人记得。即便被提起来,也是各种谣言和抹黑满天飞,微博大V作业本竟然说邱少云是烤肉而且只有半面熟…微信更是有职业帐户专门负责昼夜不停地中国的抹黑历史人物和历史英雄。

 

    深深记得有一次当我和一个十分看贬中国,十分看好美国的年轻人聊了两个小时,推心置腹地把我所知道的中国的历史,中国取得的进步,中国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军力进步,食品以及环境问题的全球视野,东欧民主化之后的景象,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争取的利益,以及中美的博弈格局讲给他听了之后,他对中国的印象顿时改观了不少,然后他很疑惑地问我:“如果中国这些年真的有这些进步的话,怎么官方宣传从来没有过呢?”  呵呵,其实官方的宣传是有的,只是都淹没在那些完全没有人会看得进去的大部头和沉繁的资料堆里了。

 

    当前苏联把自己的文化和理念用最好的木浆纸,最无可挑剔的印刷机和最昂贵的烫金的封面印刷成书并配送到全党一人一本却被束之高阁的时候,美国人栽培的苏联公知们却把自己那通俗易懂,乐趣横生,却毫无道理的信息毒药印在了低廉的地摊读物中,获得了苏联底层人民的人心。因此当苏联解体时,偌大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今天当公知段子通过微博微信真正走入群众路线时,文宣却还在赶那些没人听得进去的老三样,铺天盖地刷满“中国何以强,缘有共_产_党。”的标语,再配上几个不知道哪个年代装束的泥人画,天雷滚滚。完全不管别人的受得了受不了,搞得最铁杆爱国的自干五看了以后都反胃不止,我说这是搞什么飞机啊。殷鉴不远。

 

    但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中_央能走出这一步已经很难很不容易了,治理大国就是这么难,事情还真不是容易说改观就改观的,毕竟治大国如烹小鲜嘛。至少马年的春晚总算解决了打开门的问题不是吗?至少还出现了一个能台上台下言行一致的王芳小姑娘不是吗?至少官方还想起来需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一下自己了不是吗?

 

 

    也许是因为被这些糟心的事情包围得太久,我急需补充一点正能量,所以厚着脸皮从南车要了一个开放日的参观名额,并约上了逆光飞行君一起去看看南车的研发中心,和这个国家本不该沉默的脊梁们在一起坐坐,和他们说说话。第一天的参观过程中看了很多展板,很多数据,也看到了像科幻片中的场景一样的实验室,和穿得像太空人一样的科研技术人才,更看到了国产的IGBT生产线,这些东西很漂亮,但是无法打动人。展板里大多都是一些冰冷的数据,没有人的故事,这和我们看到美国宣传自己的科技力量是不一样的。假使你去参观美国的NASA,你去看美国的物理研究所,首先看到的会是阿姆斯特朗的人生,是霍金的奋斗,是爱因斯坦的不屈,是冯布劳恩的天份,但在中国的媒体人笔下,你却只能看到冰冷的数据,看不到创造这些数据的英雄。

 

    真正的惊喜来自于第二天参观车间的环节,一个南车的技术工程人员承担起了解说工作。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拿着麦克风的样子显然没有他拿着专业工具的样子显得自然和熟练,他有些紧张地站在那里不停地说着南车这些年来取得的进步,和社会上对他们的误会和非议。他说:“中国技术人才很了不起啊,南非要买高铁列车,可是那个国家比较乱,电网割据,一段路是直流电,一段路是交流电,他们想买一辆可以即在直流电上跑又在交流电上跑的高铁列车。找到日本,日本做不到,找到西门子,西门子捣鼓了半天捣鼓不出来,最后找到我们南车,我们就给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让烈车即能跑直流电又能跑交流电。”这时候人群里有人问说:“南车有创新吗?技术比得上国外不?”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显然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显得有些激动,他赶忙连连点头地说道:“有的,有的!”生怕别人不相信,还招呼着大家到一台巨大的设备面前说:“来来,大家看看这个,这个原来全世界是美国做得最精密,最好。但现在不是了,我们南车做的精密程度和工艺水平已经超过美国了,美国也不是什么都好啊,我们也有比美国好的东西啊…… 对对,还有这个,这个设备是我们自主创新的,我跟你讲它有多好啊,这个东西它的解决方案比西门子的先进多了……”我能感受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热爱以及对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看着这个四十多岁的技术工程汉子面色通红地向大家急切的解释着自己的东西有多好的时候,我心里涌动起一阵酸楚。嘈杂的车间突然安静了下来,我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听不清他后来说了些什么,只看着他带着参观者走到一个又一个的设备面前,急于表达着什么,似乎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努力,好让全世界分享这份属于中国人的骄傲。恍惚间我没有来由地想起了我十几年前刚来北京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我们都是刚刚离开家乡的北漂,即没有钱,也没有安稳的工作,只有一份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实现的梦想。但那小子偏偏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无奈姑娘对他并不在意。有一次我在他的出租屋里一块儿喝酒聊天谈理想的时候,突然他喜欢的那个姑娘来电话说电脑坏了问他能不能帮忙修修,他连忙跳起来说没问题。然后猛地冲进卧室翻箱倒柜地想找出一件最帅的衣服穿上之后再去赴约。尽管他如此渴望得到姑娘的芳心,但女神还是在他修好电脑之后就无情地将他送出家门并从此再没有联系过他。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冷酷,尽管这个工程师如此地渴望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被更多人认可,但我知道就在这间车间的门外,在那浩瀚如烟海的网络空间,微博微信还是充满了对他们的非议和漫骂。那些坐在五光十色的各类演播室,或者富丽堂皇的写字楼里挎着名牌包,敲着笔记本,娇柔做作的一些主持人,记者,媒体人眼里和心里,他们还是一群一无是处的技术民工,只配得到咒骂而不是仰慕。也许,这个国家真的病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喉舌正在唾弃自己的脊梁。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和当年那个哥们的梦想到如今算是都渐渐实现了。当初那个穷哥们如今已是金玉满堂、雕楼锦裘、花团锦簇,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当年他对那个姑娘的一片碧海青天夜夜心。但反正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在一起吃饭或者聊天喝茶时,在他转身去挂外衣或者翻手提包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当初他在出租屋里慌乱地翻找衣服的样子。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独步天下的时候,也会万邦来朝、贺喜连连,今天所有扣在中国身上的帽子或者白眼都会一扫而空,但愿到了那时候,这个国家还能记得自己今天的这份窘迫。

 

    这个时代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拐点,中国的命运和走向因此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这是一幕时代大剧。在这个时代大剧的舞台上,上场表演的是媒体人,名人。蹲在幕后的编剧导演是政府。而我这样的普通网民,即不是这一幕时代大剧的编剧导演,不是舞台上的演员明星,也不是前三排的领导,只是后三排的普通观众。这一幕时代大剧中国能不能唱好?能不能吸引观众?会引来喝彩还是倒彩?是会被人砸了场子,还是会从此一唱成名拥泵遍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剧导演和演员明星以及领导干部,与观众无关。

 

    如何形容政府、公知、自干五和民众的关系?我觉得用一场演出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但显然,由于这幕剧之前没有唱好,导致观众昏昏欲睡,演员无精打采。此时一群公知冲上了舞台,他们痛斥这幕剧是多么的无聊,赢得了满堂喝彩,观众们又打起了精神。但接下来的公知们却越来越过分,他们要扒女演员的衣服,他们要砍编剧的人头,血腥和淫靡的气息刺激得观众越来越躁动不安。而这时,有一些观众看不惯了,开始站出来喝止公知。而这些站起来的观众就是自干五。中国以后的时代大剧能不能唱好,还得看官家自己努力不努力。观众毕竟是观众,指望观众自觉自愿地继续听无聊的剧目还会因为处于爱国之心而喝彩那是不现实的。而指望用观众的喝止和抱不平声音来代替演出,也是无法长久吸引住其他观众的。我愿意做一个时代的好观众,而导演编剧们应知耻而后勇。

 

     参观完南车后,主办方本来打算派车送我去机场,结果逆光飞行那小子因为想吃长沙的口味虾而拉着我去坐大巴车,因为这样就能再去到机场之前先吃吃湖南的美食。这也是我们爱这个国家理由,任何想把八大菜系分离出去变成进口食品的阴谋注定都不会得逞的。比如逆光君就指着桌上的菜肴对我说:“别的不讲,万一中国没了,以后我要来长沙吃湘菜还得先签证,那多悲催啊。”顿了顿他问:“你说我们为啥会喜欢土共呢?”我回答:“因为土共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生来就是受罪的啊。你想丫诞生的时候一片战火,烽火连年,经常被人打得满地乱滚乱跑。好不容易战争胜利了吧,美帝的技术封锁和禁运政策又来了,搞得又是挨饿又是饥荒。好不容易勒紧裤腰带干了三十年打下了工业基础吧,大家又嫌它穷了。好不容易改革开放三十年赚了点儿钱吧,又忒么开始挨骂了……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每一个逆袭过生活的屌丝都能从从土共的身上看到点自己的影子,想不喜欢它都难啊。” 逆光想了想说:“干!还真是这样。干了这杯纯生啤,来生再做中国人。”交杯换盏,田螺飘香。酒过三巡,大家开始乱吹牛B,我说:“你的漫画太好了,培养了多少爱国少年,要是我的话,就让你管中国的动画频道,你丫肯定能战个痛快。”逆光摇摇头说:“不不,我从来不想国家能帮我什么给我什么,我只想说国家别卡我就行,让我的漫画自由出版行不行?”我说:“干!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卡你卡谁啊?”然后我们都笑了,特别开心。

 

    其实这就是我真正梦想中的生活,有一些这样的狐朋狗友,晚上可以吃吃烧烤喝喝啤酒,偷瞄一眼路过的美女,想想孩子长大后带他们去哪里玩,打开微博微信不再有满天的历史谣言,不再有令你恶心的针对中国种族歧视般的各种捧洋人臭脚,踩国人尊严的段子,不再有铺天盖地的各种地域和民族挑拨离间帖子。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那些英雄的传说。因为只有到了那时,我们这样的人才会安心生活,享受这难得的太平岁月,这本就是我们的福利,官家有责任和义务替我们去创造,而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每天如此揪心。和我们一起参观南车的还有两个小朋友,看着他们在玩耍高铁列车模型的时候,逆光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要么就过着高大上的强国人民生活,要么就会和今天的阿富汗人一样爬坦克。”,深以为然。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活在一个比今天更为美好的世界里,因为当上一代美国人的孩子玩着塑料玩具车长大的时候,我们还在玩泥巴。可今天中国的孩子却正在玩着电动直升飞机和连美国孩子都没有的高铁模型长大,他们将来会怎么想我不知道,只是但愿他们能星辰大海。

 《我们的英雄都去哪儿了?》+番外篇《文化冷战与网权力大揭秘》

     在这个三月去南车的旅途中得到的最后一个惊喜是,当得知我们路过长沙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坚持要在下班后赶来送我们去机场。在路上,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湖南动漫产业衰落以及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等种种问题。我很惊讶一个普通干部能对湖南省的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和那么有条理,所有的问题和优势在他眼里如数家珍。后来我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企业的副总,收入很好,生活也很自由。但是正是由于想为自己的家乡多做点事,于是辞职考取公务员并从头做起。他说:“很多问题,非常复杂,解决起来绝非易事。但是,我觉得再潜心努力几年把情况摸得更清楚之后,没准就能找到解决之道。”很高兴,这个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向他这样充满斗志和想要解决问题的人。

 

    到了北京下飞机以后,收到他发来的短信说:“铁腕扶国运,萧萧长歌行。荡涤三湘水,何人不识君。”我看不懂,所以趴在地上想了想还是不懂,遂站起来给逆光飞行君发了一条短信说:“你妹妹的,啥时候来北京吃烤羊腿?”他回道:“别闹,我得先回家看看媳妇。” 噗,23333~~~

  

    最后再晒一下我从南车生产车间带回来的一双劳保手套,这双手套质地很好,指尖上还有一层橡胶,可以轻松操作触摸屏无障碍。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单位里总是会发一些劳保手套,但那些手套的质量并不好,是用一些混纺的化纤棉线制成的,但即便是那样的手套父亲也常舍不得戴,而是把它交给母亲,由我母亲将其拆成线团之后再给我织成冬天穿的裤子。所以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手掌要比我们粗糙许多,指关节也比较粗大。但今天的中国正是由一双双那样的手给支撑起来的啊。英雄从未走远,他们的故事等待书写。

 

    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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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李继宏)
2014-01-05 12:56
    

李按:陈寅恪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学术神话,这个神话终有一天会被戳破的。拭目以待吧。

 

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传记,恐怕要算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刚踏入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乐园,成为中大的学生。当时互联网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们通过Telnet或者IRC在网上交流,网速是奇慢无比的56k,所以读书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日常交流时也经常会相互推荐一些书籍,而陆键东这部传记,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最多的。后来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东门书店逛逛,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黑色的封面已经有点破旧,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传达情绪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至少当年的我是深受感动的,乃至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和陈寅恪有关的书,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以及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在康乐园的故居离图书馆不远。图书馆南边是大钟楼,大钟楼再往南,隔着岭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陈寅恪住过的小红楼。青年时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许多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红楼旁边,伴随着腊肠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翻阅着这些和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图书。只不过陈寅恪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读性很差,我基本上没有读完,除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仅仅是由于我特别热爱元稹的诗。

因这本书而对陈寅恪及其著作产生兴趣的,当然绝对不止我一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单从这个指标而言,在民国知识分子的范畴内,目前陈寅恪已经和林语堂、徐志摩等人并驾齐驱,位居他们之上只有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

吊诡的是,这些年陈寅恪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楷模,但陆键东这部成名作却只能在旧书市场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龙云莎诉陆键东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权,责成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一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事后陆键东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宁可绝版也不删改的意思,但后来显然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便有了刚在今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

我第一时间购买了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温年轻时在康乐园求学的旧梦——离开那绿树成荫、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经很久,然而在这十年的颠沛流离之间,我几乎无日不怀念埋葬在该处的四年光阴。但也许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人的确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十四年后重读这部传记,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莫过于陆键东很成功地将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去考察,这和常见那种行状般枯燥乏味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让读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拥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明显下过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够丰富和翔实的资料,这也是他能够做到第一点的前提。陆键东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素来有重视古汉语教育的传统,陆键东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够对陈寅恪的诗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让读者得以据之窥见这位学者的心境。这些优点已经由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做出了证明,此处不再予以赘述。下面要谈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如何将传主推到神坛之上。

为学者树碑立传,最重要的是厘清传主的学说,以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贡献,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方面的内容是付诸阙如的,这就好比给修昔底德立传而不细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查尔斯•达尔文立传而对进化论语焉不详。尽管陆键东在开篇即称陈寅恪为“学术大师”(第8页),“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第23页),并且每隔十几二十页就催眠般地重复这个论调,但通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来支持他的主张。

不妨以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为例,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更不会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顺便说一下,关于陈寅恪的“恪”字,有人读“却”有人读“克”,从这两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来看,陈寅恪自己的读音是后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

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一个文史研究者的学问能够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有多少。从《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书来看,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陆键东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更何况陈氏这种超越侪辈的能力,与其说值得钦佩,毋宁说令人羡慕,因为这固然和他的天资勤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时代其他学者要幸运得多。

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陈宝箴思想开明,曾赞助长沙时务学堂,堪称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宾。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

陈寅恪加人数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没去过中山大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陆键东详细备至地描写了传主得到的礼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辍的顽强精神,也很值得人们学习,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拔高他的学术水平,正如人们不应该将张海迪捧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样。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并没有对传主的学术进行公允的评判,这可能是作者由于学养不够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该书将毕生养尊处优的陈寅恪,刻意塑造成一个时乖运蹇的悲情人物,这也许是陆键东苦心经营的结果。陆键东曾是广东粤剧二团的演员,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从事过多年的编剧工作,自然深谙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他甚至能够将陈寅恪的缺点包装成学术大师的特征。比如该书第六章提及陈寅恪在中大历史系开课,选修的学生原本有三十多人,坚持到最后的只有十来个。这件足以证明陈寅恪缺乏教学技巧的小事,却引发了陆键东这样的感叹:“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第163页)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将偏执势利的性格缺陷粉饰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贵族精神等等,限于篇幅,这里恕不一一枚举。

总而言之,就如实地反映传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而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它充分体现了陆键东在编剧方面深厚的功底,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

20世纪90年代是个特殊的时期,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当时迎合了学术界、思想界亟需一个偶像或者说符号来提振信心的潮流,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地将陈寅恪送上神坛。但二十年过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今年的再版,也许将会是陈寅恪走下神坛的起点。

 

原文网址:
http://www.guancha.cn/LiJiHong/2013_10_13_1780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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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施洋:曼德拉自由的那些年 南非答卷并不光彩
2013-12-19 23:06
    

李按:兼听则明。请注意加黑部分。

来源: 财经网

    疾病缠身、噩耗连连之后,曼德拉逝世了。这位被称为“南非”国父的黑人领袖几乎亲手终结了世界上最后的种族隔离国家,也作为新南非的缔造者成为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

   尽管作为新晋的金砖国家,南非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然而它的发展却并不理想。早就是非洲第一经济大国的南非在1994年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不仅远低于中国、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甚至低于种族隔离时代每7.4年GDP翻一番的“旧速度”;2013年1季度,南非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南非失业率高达25.2%,几乎两倍于1994年的13%;而根据南非种族关系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面对拥抱普世、消除隔阂的新南非人,新南非20年来的答卷却并不光彩。

   曼德拉自由的20多年都发生了什么?要了解这些,就要从他奋斗半生反对的种族隔离说起。

  种族隔离

    面对今日南非的尴尬现状时,许多评论家都把南非 “从一个发达国家发展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归罪于新南非黑人政府的无能。但稍微考察历史便能发现,在历史的另一面,“智慧、能干、有教养”的白人,其实并不是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经济奇迹的关键。

    二十世纪初,作为掌权集团的南非白人在南非还不到400万,面对的是差不多2600万黑人和有色人种,几百年来种族压迫已经造成了种族之间的完全对立,想要靠一人一票保住白人的权力近乎天方夜谭。南非白人政府因此炮制了一套“南非共和国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皆有所不同,言语也有所差别。让各民族各自发展,并不是种族隔离,而是各自发展”的说辞,将种族隔离在南非固化下来。

    南非的种族隔离以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作为开端,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在上世纪50年代被强化。这套体系包含众多法律,涵盖从工作到婚姻、居住甚至媒体等各方面的隔离制度,仅这一串法律名称就可以让人不寒而栗:《原住民土地法》、《移民调节法》、《公民身份法》、《禁止跨族婚姻法》、《背德法》、《人口登记法》、《反共产主义法》、《集团地区法》、《班图人管理机构法》、《防止非法定居法》、《土著建筑工人和土著服务法》、《隔离设施法》、《班图人教育法》、《班图人城市区域法》、《矿业和工作法》、《促进黑人自治法》、《班图人投资法》、《大学教育扩充法》、《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阿非利加语媒体法》……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乌姆塔塔一个滕布族酋长家里。他的曾祖父是当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领,父亲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酋长,据说有皇族血统,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12岁父亲就因病去世,但曼德拉也因家中的长子地位而被指定为酋长继承人。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则成了他的监护人。

   3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尚不彻底,少年时代的曼德拉因此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惟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高等教育经历是曼德拉与普通黑人最大的差别,也是他后来能领导黑人运动能力的保障。

   虽然放学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并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底层黑人的悲惨生活,但得益于他酋长之子的独特身份,曼德拉的生活并不赤贫,也不需要过早承担养家的重担。

1937年时的曼德拉

 带血的GDP

   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如曼德拉这般幸运,大多数的黑人不得不早早面对南非的彻底隔离制度,并且承担起养家重任。

   在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对不同人种的歧视和差异对待极其鲜明:白人占据了从教育、医疗、就业到盥洗室和海水浴场的几乎一切公共服务中最好的部分;而黑人在户籍上被依法纳入位于南非边境的“班图斯坦”中。

   面积狭小的“班图斯坦”里,人口密度3倍于南非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却是南非最差的:没有下水道,没有医院和学校,没有现代化的产业。许多时候,那里的黑人甚至没有南非共和国公民的身份。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终结时,各个“班图斯坦”的分布图

    离开“班图斯坦”的唯一渠道就是前往大城市做廉价劳动力。为了谋生,大量穷苦的南非黑人年纪轻轻就得到白人居住的大城市打工。由于他们理论上不是南非公民,不享受南非任何的公共福利,南非政府也不为他们准备任何社会保障,从而节省了大笔的政府开销;家庭贫困导致的缺乏教育使他们只能从事最低等的劳动。他们的薪水微薄,平均工资只有南非白人的1/10-1/8,这为南非企业主们节约了大把的人工支出,从而为南非产品增添了真正“带血的GDP”。

   对于南非黑人而言,进城卖苦力是经济繁荣时谋得太平犬的苟活之法,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一旦遇到萧条,南非政府就把失业黑人视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以此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身上。

   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黑人的剥削还体现在土地制度上。南非在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政府却对黑人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取消了1813、1828年许诺的黑人购买、拥有土地的权利,还严格禁止黑人与白人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而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即便这样,这些黑人部落区保有的土地,国家也可以随意征用来搞开发。使用份地却没有所有权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国家安排的黑人家园自治机构也好,都不能对白人国家的意志说“不”。

   这二者的结合成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依靠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超廉价劳动力和几乎零成本的劳工社会保障体系,辅之以可以随意获取的黑人土地和非洲首屈一指的工业能力,南非拥有了成熟工业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这种对黑人和黑人土地的盘剥正是南非几十年维持7%以上经济增长的秘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原始积累,在欧美、苏联、日本甚至中国都出现过,但没有哪里的积累如南非那样,彻底而不可动摇。

 曼德拉的努力

    对于结束种族隔离,曼德拉有着极为卓越的贡献。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就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此后,他不得不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虽然有着家族的支撑,作为黑人,他也只能干诸如金矿警卫、拳击手这样的普通职业。在这里,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并在函授修完文学、法学课程的同时,与西苏鲁、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国大内建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任全国书记和全国主席。在青年联盟推动下,非国大于1949年通过反对白人统治、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纲领,决定以群众运动反对白人种族统治。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还开设了曼德拉坦波律师事务所,为请不起辩护律师的黑人提供免费或者低价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先后任非国大执委、德兰士瓦省主席、全国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在他的组织下,成群结队有组织的有色人罢工罢市,强行进入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邮局、车站、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这场运动持续了四个月,蔓延到全国,给白人政府以沉重打击。

   “蔑视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十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M”计划,着手在基层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再逐级组成城镇领导机构,接受非国大中央执委会领导,使非国大的组织日趋严密。得益于曼德拉的努力,非国大在黑人基层中扎下了根。

    南非当局下禁令不许曼德拉参加政治活动。但曼德拉不为所动,继续领导罢工运动,并转入地下武装斗争。曼德拉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 “民族之矛”并任总司令。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他还曾秘密赴国外访问,并出席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反非自由运动大会。1962年8月,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之下,曼德拉被逮捕入狱,开始了他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

   在这一时期,曼德拉和非国大的抗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也联合起来对南非进行了各种制裁:1962年,联合国成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63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对南非实行非强制性武器禁运。之后,南非被从一些国际组织中相继驱逐出去。1974年,第29届联大取消了南非参加联合国一切活动的资格。1977年,安理会通过第418号决议,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1981年,世界上124个国家的代表和许多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巴黎召开制裁南非的会议,通过了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1982年,联合国把这一年定为“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1983年,联合国制定并开始实行第二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10年行动计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反种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许多西方国家也开始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对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严格限制。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1985年美国的一家银行带头制裁南非政府并终止了对南非的全部贷款,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宣布对南非实行制裁。1988年,就连南非昔日的朋友以色列也停止向南非出售武器。到80年代末,全世界140多个国家与南非断绝了外交和经贸关系。面对压力,南非政府被迫寻求社会变革,同意释放曼德拉并放松种族隔离政策。

    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的曼德拉终于重获自由。当日,他前往了索韦托足球场,向12万人发表了他着名的“出狱演说”。1990年,南非解除戒严;1991年南非共和国废止人口登记法、原住民土地法与集团地区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非国大在首次不分种族的南非大选中获胜,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种族和解

   与其他国家不同,南非在种族政权变更后,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倒算或者罪行审判,而是通过“种族和解”的手段与方法,和平终结了南非的种族制度。

   尽管有着许多华丽和动情的辞藻来修饰这种和平的伟大,但理性的原因显然才是南非如此选择的根本: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之整体系统,如果要审批或者追究,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无法逃脱罪责,在南非社会的运转依然要依靠白人精英、军队仍为白人控制的情况下,这种种族清算不可能实施。

    当时的南非司法部长签署法令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会由大主教图图担任主席,18名成员中有许多宗教界人士,10名黑人,8名白人,人员构成代表了政治、宗教、职业等社会各类层次。那些曾经作恶的人,向专门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申请,讲述在那罪恶年代曾经发生的事,并申请赦免。

    以坦白罪行换取赦免的设想得到了许多公众的支持,包括许多在种族隔离期间的受害者及其亲属。许多警察和安全人员出来讲述曾经发生的一切,包括拷打、监控、非法绑架和虐杀,讲述他们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从一个普通的父亲或孩子变成国家罪恶一部分时的内心挣扎,讲述他们黑夜从梦魇中惊醒面对家人困惑时的苦楚,讲述他们如何将权利争取者的尸体扔到河中喂鳄鱼。历经数年时间,真相委员会听取了2.1万名证人的陈述,既有受害者,又有加恶者。直到2003年3月,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其编写的厚厚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

 变与不变

    从曼德拉到祖玛,南非历经了三位总统和一位代总统,这四位黑人总统对南非最大的贡献就是去白人化。曾经一手被白人建造起来和命名的城市、机场、道路现如今都换上了一个个响亮的黑人名称。白人统治时期的国旗、国歌、国徽全部换掉,并在97年颁布了全新的宪法,曾经的南非已不复存在。

    看起来南非的种族和解十分成功。但统计数字表明,这种和解的背后显然隐藏了什么。根据南非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南非1994年的4390万人中,黑人人口为3354万,白人为553万,经过17年的增长,2011年的南非总人口增加到5177万,黑人人口增加到4100万,白人人口却下降到458万,减少了近20%!南非没有经历战乱、屠杀和整体迁徙,白人的经济水平还高于黑人,如此巨大的人口减少来自于南非白人的大规模持续移民。

   种族和解如果真如南非政府宣传的如此成功,这些南非白人又为什么选择背井离乡,告别故土呢?这一切都要与种族和解的消除方式有关。

    为了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1999年起,南非政府开始推行“公平就业法”、“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等,黑人开始逐渐担任政府和大中型企业要职,很多公司担心遭到政府部门制裁,宣布只招收黑人和混血人。稍微受过教育的黑人,都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工作。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失业,而在1994年之前,白人失业率基本为零。许多失业的白人抱怨“那些黑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就能到政府部门任职,我们白人却被统统赶了出来!越来越多的黑人进入政府,就更没人帮助我们白人了!而那些黑人却只知道踢球和跳舞。”

    南非政府为了兑现自己保障黑人权益的诺言,大力推进“平等就业”,实质是扶助黑人就业,许多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的黑人被认为擢升到领导岗位,导致许多企业的运作管理出现混乱。而与此同时,不少高素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为白人身份被迫离职,心灰意冷之下,许多人选择了移民。他们的流失给南非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打击。

   不过尽管通过十余年的种族平衡,黑人已经占据了南非军政系统和从上到下的公务员机构的大部分,从2000年至2010年,南非行政部门黑人员工比例从42%上升至74%。但在南非的经济活动中,白人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公司的主管均为白人男性。私营公司60%的高层管理人员是白人男性,14%为白人女性,而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所占的比例仅有9%和4%。这些富裕的白人因为没有遭到清算,依旧凭借财富维持着原本的社会地位和奢华生活。

    更多的普通白人的命运则极其悲惨。失业白人中的许多人原来在白人政府的公务员系统中从事着普通工作,靠着种族隔离获得相对黑人的“高收入”维持着普通生活。当“种族和解”开始后,黑人政府大肆削减政府部门中白人的数量,议会中的白人声音已经变的越来越小,军队和警察中的白人数量也逐年递减。由于南非黑人对公务员系统的彻底洗牌,他们失去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又没有能力移民,迅速沦为赤贫。虽然没有政府对他们的审判,但黑人对白人的“隐形歧视”却无处不在,甚至同为无产阶级的黑人贫民也看不起他们,以至于白人贫民窟成了比黑人贫民窟更悲惨的存在。

      据估计,南非总计450万的白人中约有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加冕公园这种地方挣扎着的10万人只求生存。这里以前是大篷车营地,如今是400多白人寮屋居民的家。黑人掌握的银行资源不给白人贷款,混乱的社会环境又使他们经常遭受抢劫和伤害,而黑人警察对此也经常不闻不问。更为可怕的是,许多曾经参加过南非军队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在种族和解后受到很多南非黑人的威胁甚至殴打。

    但南非黑人的生活却并未随着许多南非白人的贫穷和离开而好起来。1994年的“彩虹政府”曾让占据南非人口80%的黑人以为,彻底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时刻已经到来。但时间并没有改变一切:1994年,南非白人的人均收入是有色人种的10倍;2012年这个数字并没变化。当时,黑人的失业率高达40%,有超过1400万人住在贫民窟。现在,黑人的失业率仍有27%,住在贫民窟的黑人还有1400万。

    2010年,南非工会大会总书记曾经给出一组数据,约有48%的南非人每月收入不足322兰特(约7兰特合1美元),25%的人靠政府的救济生存。而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的公司主管的薪水是南非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1728倍。据统计,南非大约有71%的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每月收入低于800兰特,而这其中又有59%的家庭甚至没有任何收入。南非黑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为2400兰特,南非的白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为19000兰特。大多数白人妇女每月的收入为9600兰特,而大多数南非黑人妇女每月的收入仅为1200兰特。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那种高水平保障是建立在对广大黑人的广泛剥削之上的,当经济总量基本不变,而需要保障的人口一夜之间增加十倍的时候,这一保障体系自然不堪重负,保障水平下降也理所当然。尽管南非每年接近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投入到社会福利部,用于救助800万贫穷、残疾人员,月收入在800兰特以下的家庭才列入到救助对象。南非未建立明确的医疗保险制度,但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医院都有义务无偿地为穷人、老人、孤儿、残弱人员提供免费诊治,由卫生部统一结算费用。因为收费低廉甚至免费,全国约有90%的人口在公立医院就诊。这也为南非添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说新南非依旧能够保持旧南非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保持这种社会保障并且持续增长或许还不是奢望。但大量白人中产的移民严重损害了南非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竞争力,非但如此,当局还制定了一系列诸如《平等就业法》、《基本就业条件法》、《劳资关系法》等法律,将南非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如此一来,南非制造的廉价也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涨而不再存在。原本高效运转的南非企业,在白人管理与剥削黑人两大法宝全部失效之后,迅速陷入了困境。

  永恒的剥削

    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都曾经因为相似的原因导致本国经济彻底崩溃。南非之所以得以幸免于难的原因,与其说它的种族和解取得了成功,不如说是它找到了另一种延续南非固有经济模式的方法,那就是——非法移民。

    根据南非警察总局2008-2009年年度报告,南非非法移民有300万至600万人。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名非法移民穿越边境进入南非。而南非内务部的地区领导则承认目前全南非非法移民人数估计超过500万人。他们大多持3个月的短期旅游签证入境,然后想尽办法留在南非务工挣钱。

    由于他们来自境外且劳工身份非法,自然南非政府相对优厚的社会保障与他们毫无关系,工伤和公共服务都要依靠自己,一旦失业也无法领取政府每月800兰特的救济金,只能选择在南非继续挣扎或者灰头土脸地回到故乡;他们的家乡大多贫穷且充满战乱,他们因此从小缺乏教育和应有的劳动技能,只能参与低级简单的基层劳动;非法身份在南非随时可能会被遣返,为了不被雇主告发,他们只能接受雇主的剥削,以相当于南非本地黑人平均工资一半的每月1000-1500兰特低薪长期工作。当然这笔钱对于他的家乡数量不菲,但以此维持在南非的生活甚至还要试图积蓄则是难上加难。

    低端、低薪、无籍、缺社保,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似曾相识。资本剥削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仅仅把剥削者从南非黑人转变为非洲黑人而已。

  “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诺”

   至于南非政权顶端的黑人领袖家庭,却率先向白人看齐,过起了富足的新生。

   英国《卫报》报道,没有人知道曼德拉到底有多少财产,或者他的钱来自何处。但曼德拉曾经慷慨地给予别人捐赠,动辄百万兰特;他的继任者姆贝基,虽然出身于清贫世家,选择却最喜欢穿伦敦萨维尔街出品的西装,品尝上乘的苏格兰酒,叼着充满贝兰香水烟草的华丽烟斗——任何一种品位都价值不菲;至于现任总统祖玛,更是一路背着各种腐败指控走上总统大位。早在2005年6月,祖玛的前财务顾问谢克向法庭供认曾向祖玛行贿130万兰特,约合19万美元,用于为其商业行为牟利提供方便。去年,这位拥有四个妻子和一大家子的总统在去年耗费2亿兰特(约2290万美元)公费整修乡间的私人宅邸,将其扩建成包括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地下通道、多间男女分开的浴室和10间国家安全人员的房子、高安全围篱、路面改善和一间医疗所的豪华庭院。

 祖玛在乡间的私人宅邸

    在新南非,接受政治献金甚至被许多非国大干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南非的工商业人士又很识“时务”,在与新政府合作的堂皇藉口下,利益输送应运而生。非国大的不少高级干部财富积累果然“后来居上”。谢克、顾帕塔这些南非富裕家族的政治献金不仅提升了祖马整个家族的生活水平,还帮助祖马下一代涌现出了南非最年轻的百万富翁。

   虽然南非政府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反腐法案和计划“昭示”惩治腐败的决心,尽管曼德拉用“他们就像第一次走进糖果店的穷孩子,一旦触及政府资金就再也不肯撒手。”来为腐败的非国大成员开脱,但南非公务员系统,尤其警察系统的惊人腐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非国大购车支出4740万兰特、酒店费450万兰特、会议费和餐费2.03亿兰特、宣传费1650万兰特……总开销近10亿兰特;南非警察部在36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被评为腐败现象最严重的部门。大约有83%的南非人认为警察最腐败,36%的人承认曾行贿警察。

    南非华人则说,他们因为勤劳富裕而被南非警察当成了敲诈勒索的对象;至于南非的贫穷白人,则根本无法指望警察为他们提供保护。2013年7月“全球腐败晴雨表”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南非民众中,63%有被索贿经历,71%感到过去两年腐败状况愈发严重,81%认为腐败已成为全社会的严重问题。同时,82%认为政府反腐败工作成效不佳,89%希望通过请愿、示威等方式参与反腐败工作。

 2012年3月,南非勒斯腾堡矿区发生骚乱,华人仓库遭洗劫

     英国的《经济学人》曾用“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诺”来形容南非:白人依靠经济优势,像奶油气泡一样高高在上;黑人则如同咖啡一样沉在杯底;在他们的顶端,黑人政权就如一小撮可可粉,与其说他们决定了咖啡的味道,不如说他们只是在装点门面。

   新南非究竟变了多少,也许只有后来人才能真正知道。

 

【作者:施洋 】 (编辑:张博)
关键字: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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