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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五至尊VI-“我们能杀掉一只会念诗的鸟吗?”

    来源:南方周末 2017-12-7 2017-12-22 10:02:18 点击:152 赞美:11

       “诗歌传达了人类的普遍性。诗歌使你了解其他人,让你知道他们和你一样。”

        马兰•阿勒玛斯丽最初在facebook上收到来自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邀请,她感到十分惊讶,“太好了,可是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呢?”这位叙利亚流亡诗人居住在巴黎,曾获得阿多尼斯奖,诗歌被翻译成八种语言出版,但其中没有中文。
     
        “对我来说,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文明。”阿勒玛斯丽小时候住在大马士革,家里的客厅有一幅巨大的“关于传统中国人生活”的中国古画,类似于《清明上河图》。

        带着同样憧憬而来的诗人嘉贝巴•巴德伦来自南非,钟爱香港电影,她曾想象这座国际大都会是一派高楼林立的景象。坐在从机场去酒店的汽车里,巴德伦吃惊地发现一路绿色,诗人们下榻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群山碧海,“这里有非常安静的部分,香港的日常生活和我在电影里所见的很不一样”。

        巴德伦把沿途随想记在小纸片上,自从来到香港,她一直不停地在写。“虽然我想写诗,但有时候诗不想被写出来。”巴德伦笑着说。

        2017年1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位诗人出席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隔年举办的诗歌之夜,这是第五届。2011年,创办人北岛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众声喧哗,但其实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失语’状态,只有诗歌,才能让我们的舌头得救”。

        巴德伦热衷参加各种诗歌节,已经参加过不下二十次,“我们总会遇见新朋友,但总像老朋友那样聊天”。中国之行让巴德伦想起《古兰经》里的谚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对大多数出席诗歌节的诗人来说,跨越国境是常事,他们已惯于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中游走。阿勒玛斯丽在这样的旅行中渐渐发现人类的相似性。“我们的痛苦、爱都是相似的,不论什么肤色、宗教,我们都得和平地共享这个世界。”阿勒玛斯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诗歌传达了人类的普遍性。诗歌使你了解其他人,让你知道他们和你一样。”

        “有人说,如果动物会写诗,我们可以杀死它们吗?如果一只小鸟用诗诉说:它正历经痛苦、它失去了母亲、它彻夜难眠、被恋人抛弃……我们能杀掉一只会念诗的鸟吗?” 阿勒玛斯丽问。

       “诗歌并不是杰出之人的杰出创造”

        三十岁那年,巴德伦失去了父亲。当时她在开普敦大学做老师,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一个月后只身前往美国访学。由于至亲去世又远离家乡,她感到迷茫,报名了一堆社区夜间课程,她学瑜伽、绘画,“只是想让生活丰富起来”。诗歌课是其中一门。

        “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诗歌会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只是突然感觉自己能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语言,‘这就是语言的运作啊’。”巴德伦伸出双手,做了一个掐自己脖子的动作。“诗歌就像对我做了这个——它使我窒息,忽然间整个世界都不同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

        诗歌入门课的学生是处在人生各个阶段的人,有退休老人、辍学的年轻人,人们因不同的缘由来学习诗歌。对巴德伦来说,她写到根本停不下来。

        她后来为此创作了一首《诗歌入门》,被收录进“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出版的诗集中。诗里讲述了一位陌生女子来到诗歌课上,想学习给监狱里的男友写信,可能因旁人的嘲笑,之后的课她没有再来。“这些年我总想起她/想起诗歌为何物……”巴德伦写道,“记起当时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才不会孤单。”

        巴德伦在朋友家做客时,看见报纸上的诗歌征文比赛,就把诗歌课作业寄了过去。她在参赛表格上填写的是自己在南非的地址和电话。几个月后的一天,母亲打来电话,“嘉贝巴,一个美国人给我们打电话,说了一些关于诗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她知道自己得奖了,这让她意识到“这些诗也许并不只是作业”。接下来的三年,她继续写作,把自己积攒的大约25首诗发给两位诗人朋友。她不知道,这两位南非诗人不约而同把它们寄给了同一位出版人。

        巴德伦目前出版了三本诗集。诗歌半路闯入她的生活,就像一种回馈,她把日常生活写进诗里。评论家认为,巴德伦的诗关注家庭生活,比如她第一本诗集的同名诗篇《下一个身体里的梦》,是在整理床铺、画画时创作的。“写如此细微的家庭活动是有些不同寻常的,源于我注意到家庭世界充满了启发、冲突和被人忽视的事物。”巴德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诗人对谈中,巴德伦称自己为“日常生活中的鬼魂”。

        她出生于1960年代,遭逢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作为有色人种家庭,巴德伦的父母被驱逐出社区。搬进新家后,父母总是说起过去的生活,而新房子的墙上空空荡荡,土壤贫瘠、长不出繁盛的花草。“我们住在新房子里,但那里充满了鬼魂,那是我父母所失去的一切,”巴德伦回忆,“当我还是孩子,就对语词非常感兴趣,尽管我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但能感受到缺失感。诗歌让我对日常生活更有知觉,我不应再忽略它。这就是我所说的‘鬼魂’。”

       对谈会上,英国诗人乔治•泽提斯向巴德伦提问,对她所作的“鬼魂”比喻饶有兴趣。泽提斯认为:“诗歌并不是杰出之人的杰出创造,它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它几乎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诗歌来了,来得如此强烈”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7”的主题是“古老的敌意”。北岛援引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并解释:“那是因为苦难是诗歌的源泉,也是诗歌的原动力,是生活的苦难和压迫让诗歌超越了历史、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甚至语言的边界。”

        受邀的诗人大多有源于历史或个人的创伤经验,尤其是作为他者的经验。比如,希腊诗人哈里斯•武拉维亚诺斯出生于罗马,辗转过巴西、意大利、希腊、英国等国家。“我在任何文化里都不能感觉轻松,即使回到希腊,我也不是完全的‘希腊人’,”他笑着说,“我在哪里都是外国人。”

        尽管对抗的对象不同,但诗歌都表现出与生俱来的对抗性。

       “世界充满了苦难,我们都感受过世界的残酷。”巴德伦说,“下一代人会有和他们的父母非常不同的人生,但他们仍然会继承一些东西,一些不可言说的暴力的阴影,好的艺术自此诞生……我希望没有痛苦也能写作,但痛苦似乎会找上我们。”

        阿勒玛斯丽自小开始写作,一开始只是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其他女孩很漂亮,而我写诗”。后来,身为穆斯林的阿勒玛斯丽与一位基督徒相恋,写信给对方时,总在末尾附上一首小诗。男友最终迫于宗教而抛弃了她。穆斯林社会和基督教社群同时声讨她,将她视作“不道德的女孩”,“叛离了传统、宗教、社会法典”。最后,她决定离开叙利亚。

        去法国后,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离婚后,丈夫偷偷带走18个月大的儿子,回到叙利亚。十三年里,阿勒玛斯丽都无法见到儿子。“如此的痛苦和不公实在难以承受,我们的文化使我的儿子被绑走。” 阿勒玛斯丽回忆,“他们殴打我,把我从家中驱赶,夺走我的秘密,也摧毁了我的尊严。”在生活的最低谷,她曾一无所有,不得不向巴黎社会机构寻求救助。

        在这次诗歌之夜出版的诗集中,阿勒玛斯丽的那本名为《赤足的灵魂》,“我看见/那些女人们/穿过街道,像一个个/赤足的灵魂”。她把自己见到的“挣扎中的女性”写成诗,一人一首,如同名片,写下她们的名字、父母、年龄、职业。其中有一位在大街上游荡的女人,阿勒玛斯丽在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请她到自己家里过夜、聊天,发现她仍有跳舞的梦想。另一位16岁少女,职业那一栏写着“死亡尚不允许她工作”。

        阿勒玛斯丽有惊人的移情能力。曾有一个陌生女人在大街上向她问路,阿勒玛斯丽和她交谈后得知对方有乳腺癌,正在找医院。“我发誓,我感觉到我的胸部也忽然下坠了一下,”阿勒玛斯丽说,“那意味着我身体的某个部分也在和她一起受苦。”

        当她在火车站台看见一位丈夫抚摸妻子的头发时,她哭了。“我真希望有一双手能这样抚摸我的头发。但我忽然想,为什么我要悲伤呢?我就是她,她也是女人,所以我很高兴,因为她被爱着,这意味着我通过她也被爱着。”

        “刚开始写诗时,我对自己经历的痛苦难以启齿,我不想成为受害者,也不想因个人故事的公开而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所以我做了这些面具,所有这些女人都是我的面具。”她补充道,“我也正是她们。”

        尽管自己的诗在本国被禁,阿勒玛斯丽仍用阿拉伯语写诗,“人不会有如此漫长的痛苦和仇恨,所以我重拾了母语”。1998年,她获得黎巴嫩文化论坛颁发的阿多尼斯奖,“很多记者写信给我,即使我当时并不在法国,他们找到我的地址,敲我的门窗。”阿勒玛斯丽回忆,“但我就像聋了一样,我不想听见这些声音,我只想忘记生命的艰难和痛苦。诗歌来了,来得如此强烈。”

        “我们为什么总需要为诗歌辩护?”

        2017年11月23日下午讨论时,诗人哈里斯•武拉维亚诺斯提出一个问题,引得在场诗人大笑。“古老的敌意”可以追溯到《理想国》,柏拉图把诗人驱逐出他“哲王之治”的理想国。“自那时起,诗人们就感觉到有必要维护诗歌的艺术。我们为什么总需要为诗歌辩护?我从没见过小说家为小说辩护。”

    “我们确实自我怀疑,我们怀疑诗歌的价值,不论是出于个人的还是文化的。由于一些诗人难以维持生计,无法对家庭有所贡献,我们会怀疑写诗是为了什么。”巴德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阿勒玛斯丽时常怀疑自己的诗能否为叙利亚人提供真正的帮助。“我怎么才能去到他们面前,给予他们食物,把那里的孩子抱入怀中。我在写诗,没错;我被禁止进入叙利亚,没错。”阿勒玛斯丽感到愧疚和责任,“但具体来说,我没有真正地救人。我始终希望我的诗歌能触动世界的良心,希望整个世界会帮助他们。”

        2017年11月24日,阿勒玛斯丽在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参加了诗歌朗诵会。读诗之前,她请在场所有人为身陷战争的叙利亚人祷告一分钟。人们穿过美术馆昏暗的灯光,看见这位诗人缓缓读完诗,收起书册,抬起的脸上挂满泪水。

        阿勒玛斯丽曾希望通过诗歌抵御孤独。“我时常说诗歌是奇妙的东西,它能支撑所有的一切。它能支撑真相和谎言,支撑挣扎中的人们。然而,它也让我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我曾有孩子、家庭,现在我失去了他们。诗歌让我陷入危险,背井离乡。”她说,“它让你逃避孤独,也让你孤独。”

        巴德伦曾希望通过诗歌安抚人心。她关于父亲的诗——《笔》的灵感最初来自另一位诗人写于婚姻终结时的诗。“我放下书,立刻开始写作,我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也感觉到了自己在父亲去世后的痛苦,他在自我安慰,也在安慰他的读者。”

        但巴德伦认为这其实并不是安慰,更像是安慰的反面。“这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痛苦,也提醒我们自己有多心碎。”

        当时巴德伦还是初涉诗坛的新人,对于哪些诗歌会获得读者青睐,她总是预测失败。“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成功的诗。”她说,“我想所有的写作都有些神秘,神秘使诗歌有时能安抚人心,有时却不能。”

       “诗歌试图做的事常常失败,但失败却是一件好事。”巴德伦说,“诗歌邀请你以新的角度看待世界,它的任务从来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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